30多年前，台湾纸本媒体，特别是联合报系和中国时报系集团，曾经是风光又充满荣耀感的专业，我曽有幸长期在联合日、晚报，及己停止发行的《香港联合报》服务，亲身体验参与那个新闻界彰举民主、人权、自由的黄金岁月。
那个时代，还没有网络分食广告利润，报纸集团每天印报纸，就跟印钞票没两样，财源滚滚，舆论影响力也节节高升。那个时代，也没有网络帮助新闻工作者搜寻数据，一切的消息来源与线索，都是基层记者一步一脚印，血汗付出探访而来。
那个时代的报纸，是值得信赖的象征；是真相的记录者。现在，报纸却是紧跟在电视与网络的脚步后面追逐，成了一只只会复制贴上的拷贝猫（copy cat）。网络上很多人说“少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看在我这个资深记者的眼里，只能说心很痛。
曾几何时，报纸记者，尤其是联合、中时两大集团的记者，已从历史的见证者，沦为人人耻笑的丑角？
我是幸运的专业记者培训世代所长成的媒体人。接近40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我碰上的第一个大事件就是1978年底的台美断交。那时候，民众在松山机场用鸡蛋“欢迎”美国特使的画面，至今依旧历历在目。
之后，我前往美国圣路易大学进修八个月，回台后恭逢《天下杂志》创刊，参与建构台湾媒体发展史的盛事。《天下杂志》创刊号第一期的封面故事，我是撰稿人。结果，该期杂志两天内销售一空，更在一个月内再版三次。天下杂志能够一夜成名，就是创办人殷允芃，和她的创业友人与资深编辑我及其他同事的共同成就。
当年，在殷总编辑指导下，我为《天下杂志》封面故事所设立的写作风格，更是日新月益、30年来未曾改变。天下一战成名，随之而来的是《联合报》与《中国时报》的挖角邀约。在种种评估之下，我选择了在我大学时期拒绝我实习后申请留任的《联合报》。我要征服她，让《联合报》知道当年的决定是个错误。
无野心不足以成大事。为了让这个一度拒绝我的报纸另眼看待，我死命地跑出了种种独家。当年对菲律宾总统科拉蓉的专访让我从王惕吾手中得到1万美元，折合40万元台币的奖金。一年后，王创办人全额奖助，送我到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公共行政硕士。回国后，在我担任《联合晚报》采访主任的期间，《联晚》报纸的发行量到达了历史的高峰。“你在报社前程似锦”，王惕吾创办人好几次这样鼓励我。
然而，在1992年我放弃了10万月薪，报社最高阶六百元级薪资的优渥职位。急流勇退，为的是一本不见容联合报系的《李登辉的一千天》；为的是我看见了广播与电视的繁荣、打败纸媒前景。
离职前，我曾向《联合报》的第二代负责人建议，转型经营电视新闻台，但他却说“我从不做我们不懂的事。”事过境迁，如今我们发现，就连广播与电视也开始衰退，寻求改变进步中，但《联合报》还是旧时的那个《联合报》。
新闻的本质是站在自由与真相的那一边
与时俱进，才是在媒体转型的挑战中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当今这个强调速度与网络，人人可以做媒体的年代，媒体集团无法多角化经营，就注定陷入困境。再严重些，恐怕也连本身的专业都要毁灭到无影无踪。
新闻的本质，就是站在自由与真相的那一边与权威者对抗。今日的《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联手诬蔑名嘴，说我们是造谣生事的源头，却忽略了我们几十年的采访底蕴和新闻工作者严厉检验权威与社会名器拥有者的天职。对于老同事还有那些年轻基层的妄言、不公正非事实的批评，我只有叹息。或许，报纸的式微，让你们感到焦虑、悲情与无奈，但诬蔑名嘴的尊严，无法挽回民众对这两家报纸影响力流失的信心，只会更加凸显两报在专业上的失败与自卑的狂傲。
所谓的“三亿男”事件，我是首先亲耳私下听柯文哲所说，第一时间未曾报导；直到柯文哲市长公开受访提及，引发关注后，经由查证才加以批露评论。当手边所有的依据，都指向郭台铭就是那位柯文哲市长所说的三亿男之时，做为一个“名嘴”、资深新闻工作者，我对得起我自己的专业，也对得起这个国家的言论自由。
《中时》与《联合》相关撰稿者，故意扭曲“聴说”的内涵，实在恶质——的确，许多新闻的源头都是“听说”而来的，但新闻与诽谤之间唯一的差别，就是合理的消息来源，和合理的查证过程，而这也是大法官会议509号解释文对于言论自由见解的基本精神。
《联合报》去年十月，曾经在头报头条刊登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涉及匪谍罪，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多次抨击，这则新闻是杜撰假造，陷害忠良。《联合报》当局又怎么说？依据报导这一消息来源是调查局，不也是记者探访的第一途径“聴说”吗？
《联合报》前社长张作锦，以龚济之名，撰稿扬言，国民党提名王金平选总统将亡党，狂言妄语，比之谣言更恶劣。又怎么自圆其说？以“听说”、“造謡”诬陷名嘴，联合报系“正派办报”颜面，夫复何在？《中国时报》的立场、背景，早已甚受质疑，几达遭唾弃地步，有何资格批评敬业程度较高的同业评论者？
将本身报纸言论市场影响力的落寞与衰颓，建筑在对特定“名嘴”的打击、抹黑之上，何其不入流。身为努力在这个行业中创新求变、学习进步成长的“前辈”，我不能说这两报的老同事或同行“不知反省”，只能寄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