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到一个青年营队演讲，满屋子是殷切期盼参与社会改革的热血活力。一个年轻学生举手提问，要我比较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以及去年的三一八反两岸服贸协议运动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讲了两个亲身经验：
1990年的那场学运中，我有幸担任了纠察队长的工作，每天协调数十位同学一起面对镇暴部队及处理各种挑衅与突发状况。有一天，几个队员来找我，请我去帮忙处理捐款处纠纷。我心想，捐款哪会有什么纠纷？但见队员拉着一位来自屏东的老伯伯，不让他靠近捐款箱。老伯伯的样子与口音，应该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到台湾来的老兵。为什么跟他拉扯呢？因为，老伯手里拿着应该是毕生积蓄的金戒指与金项链，想要往箱子里投。
“你们让我捐吧！我等了一辈子，就等到这个机会啊！”老伯伯的哀求让旁边围观的民众都感动落下泪来。我跟队员们排成一列，跟老伯伯鞠躬：“老伯，我们担待不起啊！”他伤心地哭了起来，我们围近他，一边道谢一边都跪了下来，跟着哭成一团。
从那一刻起，我体会到，任何的社会改革，不是靠台面上的风云人物，而是靠这些坚实的、草根的力量。
去年三一八运动中的某天下午，我与台湾人权促进会的伙伴负责立法院外济南路段的演讲活动。约是下班时分，决策小组决议开放募款，于是我们就把募款箱摆上舞台的一角。人们纷纷从地上起身，排成一长列投下捐款。我看见一位上班族（长得有点像少林足球里演汽车维修工的冯勉恒）在投下一迭钞票后，在舞台前后游走了一阵子，又重新加入长长的队伍。轮到他时，我问他不是刚刚有捐过了，他说：“我想要捐钱给议场里面的同学，但找不到另一个捐款箱。”我说这箱子就是了，是不分里外共同支应运动开销的。他一听，露出腼腆的笑容说：“那太好了。”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一迭少说是十万元的大钞，投完之后轻声跟我说：“办公室同事一起募的……”。
望着他逐渐走远的身影，想起了1990年的那位老伯伯：许多风起云涌改革行动的相似之处，就是这些无数在基层默默行动的市井小民。没有这些社会支持基础，就没有野百合与三一八，我那天是这样在营队上回答同学的提问。
除了感谢之外，我们更必须时常质问自己：他们在期待什么呢？他们企求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可以确定，人民所企求的改变不只是某某人的当选，而是希望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恶形恶状可以终止，获得改变。
两党的经济右翼色彩雷同
进入二十一世纪，台湾历经了两次激烈的政党轮替。固然在两岸政治关系上两个阵营基本立场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始于陈水扁政府的对中经济松绑，而在这基础上，马政权更进一步独断地在政治上朝向中国；两个政权同样对于大资本集团卑躬屈膝，致力于满足他们的需索无度；两个政权都迷信推动私有化、BOT，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角色缩减为替经济利益服务；蓝绿同样扩大引进外籍移工，放手让资方遂行劳动弹性化与非典型雇用；而环境与生态保护经常屈从于工业与土地开发。
我不是说民进党与国民党是完全一样的政党，例如在族群、性别、司法改革政策上可以见得差异，但是，两党本质上的经济右翼色彩是雷同的。而这样的雷同，造成了帮富人减税、贫富差距扩大、工资停滞、工时过长的难堪社会局面；这样的雷同让台湾从1990年代以来民主化的局限彻底暴露出来。这样的雷同，使得密室协商、黑箱决策成为常态，使得政治不是为所有人民服务的，而是为了少数政商统治阶级的利益计算。
当然，民主体制从未完美；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会有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出现。199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面对可能的政党轮替有着程度不一的期待；但是，过去十几年来的经验，让许多社会行动者确信，台湾主流政治的两大阵营并不会主动响应社会的苦难与期待，这是去年三一八运动之所以有如此巨大动能的原因。
我接下来会把这个专栏聚焦在公民社会与政治改革的二重奏之上。很清楚地，面对2016年的大选，来自公民社会的要求与压力势必要更强更大，台湾才有可能改变政治遭垄断、权力被滥用的局面。简单说，就像1990年那位老伯伯或者是济南路上那位上班族一样，公民社会必须自己动手来打造新政治，因为这是让台湾政治翻新、让社会进步的关键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