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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谁能走得出政治的漩涡?

在政治漩涡中,对学者最起码的要求,是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在他不熟悉的政治纷争中去守护这信念。

刊登于 2015-08-09

戴耀廷: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稳定及很有满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学的象牙塔内,悠然自得地过着看来是与世无争的生活。
摄:Xaume Olleros/端传媒
戴耀廷: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稳定及很有满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学的象牙塔内,悠然自得地过着看来是与世无争的生活。 摄:Xaume Olleros/端传媒

在2013年前,有着一份稳定及很有满足感的工作,我在香港大学的象牙塔内,悠然自得地过着看来是与世无争的生活。或许我会评论时政,但政治看来还是离我很远。但在2013年初,因「占中」和「政改」,我突然被一股强大的政治漩涡吸扯进去,到惊觉时已在那政治漩涡的中心。开始的时候,我可能还是有机会离开那中心点的,但最后我选择了留下。

可能不幸的一点是我研究的学术范畴是关于宪政,故已先天地与政治挂上了钩。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研究的学术题目是那么认真,是真正相信当中的价值如平等、自由、法治、民主、人权和公义,和天真地希望在现实世界中实践这些价值,或许 我也不会那么深被卷入这政治漩涡中去。

学者在漩涡中如何自处

其他学者的学术研究未必直接与政治有关,因而不用碰上我所面对的先天问题,故应不会那么容易被卷入政治纷争去,但这要有两个条件能成立:

首先,他的学术研究能完全不涉及政治权力分布及经济资源分配的问题。但按我有限的认知,无论是研究医疗和公共卫生、教育的各类问题,或是其他或多或少涉及人及社会的研究,学科本身都很难不涉及上述的两个问题。可能纯科学的研究如天文、物理,学科本身真的能超越这两个问题。不过,能容让学者在一个自主的空间去进行这些研究,也就是大学,无论是它能获分配的资源或内部管理,本身就不可能避得开这两个问题。只要是直接或间接涉及这两个问题,学者就已不可能碰不到政治了。

第二个条件是拥有政治权力者会善用他的政治权力。若权力拥有者尊重学术自主和自由,那学者即使做的工作(学术研究或大学管理)无可避免地与政治有关,但学者也不必然会陷入政治纷争中,更不会被迫面对「政治斗争」。但回归以来,已不止一次,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因应政治的需要,尽用他的政治权力去尝试干扰或影响学者的工作和大学的运作。因此,在香港现今的政治形势下, 学者想不涉及政治,已是越来越不容易,甚至根本不可能。

香港的政治漩涡不是由学者引发出来的,而是因为「一国」与「两制」经过18年的碰撞,未能好好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反是掌权者要以「一国」压「两制」,才产生了现在我们不能不面对的政治漩涡,且波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远超大部分人所能预见。因此,问题已不是学者能否离开政治漩涡,而是在漩涡中如何自处。在政治的纷争中,自然会各有各的政治理念,学者当然没有责任去为其他人的政治理想去打拚。但在政治漩涡中,对学者最起码的要求,是他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在他不熟悉的政治纷争中去守护这信念。

请放过学者和香港人吧!

但调解政治纷争,不是无底线的,解决的方法怎也不能违背最根本的公义标准。

在政治纷争中,很多时候都不是正邪之争。正因政治纷争不应是政治斗争,才更需要有人能从中斡旋,在不同的政治要求中寻求一条化解之路。要调解纷争,不在于那人是否掌握一些处理纷争的技术,更在于他能否得到各方信任。但调解政治纷争,不是无底线的,解决的方法怎也不能违背最根本的公义标准。能否在政治纷争中创意地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但又不违反公义的根本要求的解决方案,更需要有学者能运用他的智慧,不单是来自他的学科知识,更是源于他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在政治纷争的「战场」中,不是要成为纷争的任何一方,而是要成为能帮助纷争得以化解的第三方。当然没有人能强迫其他人去担当这第三方的角色。

我也希望有天能远离政治争拗,回到我所熟识的范畴内重新过我之前的生活。但一天政治漩涡未离开香港,而这又只能取决于当权者是否愿意履行《基本法》的承诺,我相信学者和所有香港人,都难以不被卷入这政治漩涡中,分别只是你离中心点有多远而己。我也希望对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说一句,请放过学者和香港人吧!

「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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