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背之见]也许只是偏见。
牛津大学学者苏迪尔．哈扎里辛格（Sudhir Hazareesingh）写了一本书，叫做《法国人如何思想》，副题“对一个知识民族的深情描述”。该书引来法国自由撰稿人拉埃蒂蒂娅．施特劳克-博纳特（Laetitia Strauch-Bonart）在英国杂志《立足点》（Standpoint）发一番牢骚。她说，法国人是理性主义者，喜欢抽象概念，把世界分成对与错，当然还有左与右；喜欢乌托邦，并相信或曾经相信进步和科学。
哈扎里辛格证明，法国思想的主要渠道（例如革命派和共和派）总是与它们相反的信条共存（例如反革命与笃信宗教）并分享其优缺点。但据哈扎里辛格说，由于共产主义的终结（而共产主义在法国知识分子之中根深蒂固）、结构主义的退潮和法国在全球化世界中的身分焦虑，法国人已开始怀疑他们自己和怀疑他们的知识命运。这见诸于法国知识生活的衰微和法国知识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消减。
不过，拉埃蒂蒂娅认为，哈扎里辛格是言轻了。在她看来，情况要严重得多。她说，虽然哈扎里辛格承认法国知识分子已丧失了某些过去的光泽，但他仍然认为“法国文化在很多方面比任何时候都更开放和更超越国界”。她说，法国普通人民对有教养的精英（包括政治家）确实曾经非常尊敬，但是这群精英现在基本上对文化视若无睹，而这可以从他们语言的贫乏看出来。例如，你不能不拿戴高乐所代表的雄辩与奥朗德所代表的精神真空来比较一下。戴高乐说：“困境吸引有性格的人，因为他在克服困境的过程中现实自身。”还有：“关于权力，在它离开我之前我无法离开它。”奥朗德呢，他说：“将有一种支持，它将会被作出。”或：“军人们，他们执行危险的任务。”她说，奥朗德讲话像三岁小孩，总是重复一个句子的主语，她希望她以上的翻译能传达这种婴儿味。或者，翻开任何虚构或非虚构的法语著作，词汇量总是在缩减，句子只有三字长，形式总是很时尚地被解构──但不是以德里达的方式。
拉埃蒂蒂娅最为不满的，是哈扎里辛格在该书结尾猛烈抨击阿兰．芬基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芬基尔克罗是一位以激烈捍卫法国共和主义、非宗教性和完整性，以及反对多元文化闻名的作家。哈扎里辛格把芬基尔克罗视为“法国精神的封闭”的代表，以及“种族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但在拉埃蒂蒂娅看来，芬基尔克罗只不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文化保守派罢了。她认为哈扎里辛格一方面对芬基尔克罗如此严厉，另一方面却对那些讨人喜欢的左派分子宠爱有加，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在她看来，法国精神的日趋封闭，至少有一部分是由这些左派分子造成的，他们解构一切，几乎已没有什么不被解构了，他们迫使所有后来的学者以非常狭窄的眼界思考问题。
她说，像萨特这样的思想家，总是喜欢（是不是因为这更容易？）描绘抽象的大画面，然后，当现实与这些画面冲突时，就视而不见，并指责别人。
哈扎里辛格说：“法国的知识结构是猜想性的，因为它们通常是一种思想方式的产物，这是一种不一定建基于经验现实的思想方式。”确实如此，拉埃蒂蒂娅说。譬如在《古拉格群岛》于一九七三1973年出版时，很多法国知识分子都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并继续寄望“无产阶级专政”。她说，像萨特这样的思想家，总是喜欢（是不是因为这更容易？）描绘抽象的大画面，然后，当现实与这些画面冲突时，就视而不见，并指责别人──通常是指责资产阶级。
她说，相对而言，英国思想家基于两个理由而对“知识分子”持怀疑态度：一方面，他们感到优越，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国知识分子是不成熟和夸夸其谈的；另一方面，他们感到自卑，因为法国给予知识分子的特殊礼遇羡煞他们。
不过，在她看来，英国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和休谟到海耶克（英国是他的移居国），从霍布斯、洛克和穆勒到约翰．格雷，从伯克到罗杰．斯克鲁顿，总是从事实和生命的形态开始，试图理清它们，而不是斤斤计较他们自己是不是思想家。英国思想家思想，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在思想。她说如果有一本书叫做《英国人如何思想》，那一定是个奇怪的书名，至少她的英国朋友是这样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