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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民主的专业主义?

过去香港民主运动论述虽然处处说重视专业,但专业本身如何民主化却少反思。

刊登于 2015-08-05

今年6月立法会议员投票表决政改方案,12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体在立法会外手持表示反对政改方案的纸盒示威。 图:Philippe Lopez/AFP

这两年扰攘香港的政改争论,已经因为政府提出的方案被大比数否决而告一段落。在立法会即将投票的最后阶段、社会还在争论是否要“袋住先”的时候,香港12个专业界别各自组成了关注团体,上街宣传反对政改方案的重要。除了因为早前“律师会事件”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法政汇思”及比较有介入社运经验的“社工复兴运动”和“进步教师同盟”之外,还有新冒起的医学界民主团体“杏林觉醒”、“护士政改关注组”、“放射良心”及来自会计专业的“精算思政”,科技界的“前线科技人员”、IT Voice,及表演艺术界的“艺界行动”等。

这次行动,反映了经过雨伞运动的冲击之后,香港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当中已经出现了新的一批民主力量。特别在法律界、医学界和会计界,亲近保守建制的和亲近民主进步的两种力量一直都有争持,但大都只是反映在专业团体的选举和相关功能界别的投票。但以专业界别为基础的民主倡议团体,则是一项新的发展。一洗人们对相关专业界别的观感。

“专业”在民主蓝图的角色是什么?

事实上,香港过去30年的民主运动,一直被描绘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运动,“中产”与“专业”一直是连在一起的名词,是推动民主的中流砥柱。可是,在实际操作上,除了“中产”是以“温和、理性、开明”的泛民支持者形象出现之外,“专业”其实甚少展现在民主理念的探讨及民主发展的蓝图上。

究竟什么是专业?专业和民主的关系是什么?香港的民主论述其实甚少讨论这个问题。这种情况,事实上是把专业及专业人士置放在一个相当尶尬的位置。一方面,香港的“半民主”设计将专业和专业的利益抬举,放在“功能组别”的政治设计中,把专业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置放在同一类别,用来为方便操控的小圈子式的“多元主义”作掩䕶。这种设计,其实是强化了社会对专业作为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负面印象,与当初民主运动论述的构想背道而驰。

因此之故,以废除功能组别实现真正民主普选的民主运动,便一直陷于两难状态。一方面要按游戏规则争取在功能组别的专业界别中建立泛民的支持,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对民主运动的忠诚和决心,只能显示在承诺当选后支持废除功能组别的主张。过去,这种矛盾是被理解为权宜之计,真正的出路是推动民主运动加速向废除功能组别的新制度过渡,民主派专业界别的尴尬问题便迎刃而解。

可是,这种最终将会过渡往民主政体的条件,在可见将来都显然并不存在。专业在民主想像的蓝图上,还能扮演怎样的角色?在2004年回应七一大游行后中共连番挑起的“爱国论”争议中,香港有人发起了“维护香港核心价值宣言”,当中除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之外,敬陪末席的核心价值是“恪守专业”。可是,究竟,恪守专业是什么意思呢?就只是“紧守专业岗位”、“做好自己份工”、“以专业的专门知识看待问题”吗?

两种对立的专业观

政治学者Albert Dzur把对专业的看法分成三个模式:第一个是社会受托人(social trustee)的模式,把专业看成是基于专门知识、能自我管控及具社会责任。他们提供专家的指导,将外行的人视为仅是消费者或受助人,但他们应有垄断的地位去保护专业人员的利益及其负担的社会责任。可是,与这针锋相的对立模式,亦即“激进批判”的模式,会把专业看成是一种“为公众定义何谓利益”的权力,他们只会致力于维护自身的社会权威和实质利益,看不起行外的普通人。专业人员的这种自我认识,其实是破坏着民主制度,把自己放在比民众更优越的位置。

这两种对专业的看法,可谓南辕北辙。但两种观点构成的张力,正好是过去香港民主运动论述的内部矛盾所在。一方面,香港中产的支柱是专业,香港的文化资产也是一批受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们背后最自豪的是“专业精神”。可是,他们能避免被视为知识的垄断者吗?能避免被看成民主的破坏者吗?可以不被看成香港的特权阶级吗?可以否认他们不是功能组别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吗?

这样的话,“恪守专业”是指“做好自己份工”之外,还会不会主张不挑战专业人员为我们作的判断,不质疑专业人员为他们列出的选择,不怀疑专业人员为我们设定的程序?就一如殖民地时代,庶民要学习不作刁民,因为专业精英早已为我们构想了最好的。

民主的专业主义

在上述两种对立的专业观之外,Dzur为我们展示了第三种模式,名为“民主的专业主义”(democratic professionalism)。这种专业仍然重视知识及专门的知识,但会将“专业服务”看成是公民和专业人员共同开展的工作。专业的训练和经验仍然重要但与公众协作的过程一样重要,因为公众也是专业决定当中重要的持份者。专业人士的权威和知识是可以通过与公众分担的工作而与公众共享。这样的话,专业和专业人员将会在公民与体制之间担当中介角色,完成一种称之为中间民主(middle democracy)的功能。

过去香港民主运动论述虽然处处说重视专业,但专业本身如何民主化却少反思,结果间接巩固了专业地位,被体制收编。

今日的专业服务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大大地受到技术官僚的支配和市场导向的压力所操控,民主问责被视为浪费资源和效率。专业人员的训练顶多只会顾及专业操守的伦理意涵,但对于专业操作所带来对民主的影响往往是被排除在专业训练之外。

过去香港民主运动论述虽然处处说重视专业,但专业本身如何民主化却少反思,结果间接巩固了专业地位,被体制收编。今天专业界别冒现新的民主力量,如果能往专业本身的民主化断续进发,将是后雨伞民运一个重要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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