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郜艳敏打算出门远行——不是去旅游或探险，而是去打工。她出生在河南农村，打工是大多数同龄人的命运。在中国内地，“打工”是一种特指：打工者来自社会底层，潮水般涌向沿海地区，大多数被招进工厂，工作繁重而收入微薄，生活枯燥，甚至没有人身自由。
郜艳敏连这样的梦想都没有能够实现。骗子假装为她介绍工作，然后绑架了她，卖给别人，再被别人转卖，最后的买家是一个老大爷，他来自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老大爷以2700元的价格买下她，带回去给儿子当老婆。
是的，就像豬、牛、羊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地方，每天都在买卖妇女和孩子。比牲口更惨的是，他们不仅会被关押和转运，而且还会遭受强奸、殴打和辱骂。人口贩运仅次于毒品和武器走私，成为全球第三大非法贸易。由于其隐秘性，以及社会文化认可，警方不尽职责等种种原因，其数据很难统计。
其中一个数据表明，每时每刻，全球都有超过250万人被买卖。全世界被奴役人数达2700万——说起来难以置信，这个数字超过了臭名昭著的十八、十九世纪黑奴买卖高峰。受害者中受害者中80%是女性，50%是儿童。
中国仅公安部公布的数据中，2011年就破获了6600多起妇女儿童拐卖案。从郜艳敏的故事中，你会发现，绝大多数案件，警方都没有破获，也没有兴趣破获。
郜艳敏所在的那个四百余人的村庄，就有三十多个妇女是被买来的。她们被买主随意强奸、打骂、威胁、关押和跟踪，强迫她们干活，直到她们放弃抗争，逆来顺受。郜艳敏多次自杀、逃跑，都没有成功。和大多数被拐妇女一样，郜艳敏后来怀了孕，生了孩子，因为舍不得孩子，就放弃抗争了。
受害人为什么放弃反抗？
和一个买了你，强奸（包括软性的胁迫）你的人生了孩子，怎么办？这是强奸受害妇女的世界性难题。大多数被拐妇女都认同了这个男人的丈夫身份。因为社会习俗中有一种叫贞操观的东西，认为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后，就应该把关系坚持到底，不管这个男人是好是坏。
也有很多女人不肯顺从这个不合理的习俗，宁可带着孩子逃离，但是社会制度又不支持她们这样做。在中国很多乡村，女人不能独立拥有土地和房屋。即便在城市，单亲妈妈面临的困难也不少。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地人的观念中认同人口买卖。人类的尊严之一，就是不能被当作商品买卖。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文明的共识，但是不是所有国家和社会都普及了这个观念。在贫困的山村，买主好不容易筹集了一大笔钱，买一个女人回家，大家认为这是他应得的“财物”。如果这个女人跑了，大家会同情买主。因此，包括村民和警察在内，当地人都会帮助买主看住这个“财物”，防止她逃跑。
甚至受害者的亲人也这样看。郜艳敏后来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希望留在父母身边不回去了。父母的回答却是：“希望你首先考虑公公婆婆他们一家人，如果你不回去，他们就人财两空了。”有人说，这就好比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把犹太人抓进集中营烧死，犹太人不应该逃跑，否则纳粹建集中营的人力财力都白花了，不愿被烧死的犹太人就“没有良心”。
再说了，假如有人关押和虐待一头猪，这头猪跑了，人们也不会要求它承担为关押者着想的道德责任。因此，被拐卖妇女比牲口更惨的地方，不止于遭受强奸、殴打和辱骂，还要剥削和扭曲其心智和情感。
郜艳敏放弃出逃之后，当了一名代课老师。在村里，初中毕业的她就是最有文化的人了。中国贫富差距很大，城里人一顿饭可以花掉人民币上万元，而郜艳敏当了几年代课老师，工资才从90元涨到了600元，而且常年拖欠。但是她热爱这个工作，热爱她的学生，她由此为被损害被凌辱的人生找回一些尊严，也为中国贫瘠的乡村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郜艳敏的努力工作得到当地人的尊敬，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她被拐卖妇女的身份。人们不信任她，动辄怀疑她贪污钱款。她的“丈夫”是一个文盲，热衷赌博，经常因为输了钱而打她骂她。
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
大量的拐卖人口案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当事人的悲惨遭遇换来的往往不过是一句命运的感慨。人生的确有各自不同的机缘巧合，但是这不能成为缺乏最基本的人权保障的辩护词。
最基本的人权保障靠什么？靠的是社会和国家，尤其是掌握是公权力的政府。为什么政府要管基本的人权保障呢？因为政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由人民纳税养着的，而且人民让渡一些权力给它，承认它可以管理我们。保障基本人权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它不应该允许人口买卖存在。在这方面，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尽到职责。
现在才说到网民愤怒的原因。有人发现地方媒体曾对郜艳敏进行大量的报道，称她为“最美乡村教师”。2006年，她被评选为“2006年感动河北十大年度人物”，获奖词说她是“拐来的天使”。2009年，她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公映。
在不幸的遭遇中顽强生存，做了一名好老师，当然值得称赞。但是，这些报道的主题不仅于此。它们还赞扬郜艳敏放弃反抗，说这是一种对“公婆”、“丈夫”和孩子们的“大爱”。网民们很熟悉，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宣传手段：这些被政府控制的媒体，从来不批评政府没有尽到职责，而是通过这样的宣传，要求被害人安于现状，顺从罪犯，包容丑恶。比如，北京雾霾很严重，一个知名的学者出来说话，不是批评政府管理失职，而是要求大家“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一艘客船沉入长江，四百多人遇难，媒体不去讨论船为什么会沉，而是大篇幅赞扬政府派遣的救援队伍如何大爱无私，英勇施救，尽管他们用尽各种专业资源，只救起了两个人。
这种宣传手段把坏事说成好事，把政府失职说成领导英明。媒体说多了，就会有人相信。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看了官方媒体对郜艳敏故事的宣传，人们会觉得，被拐卖也没有什么啊，只要自己努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好老师。甚至觉得，真该感谢人贩子，给乡村的孩子们拐来这样一个天使。
这些宣传都由一个叫宣传部的机构来统一安排。郜艳敏的成了热点话题之后，媒体都要去采访她，但是被当地宣传部门拦住了。他们派人守在路口，见到记者就拦住，强制送走。今天，宣传部门还拿出一封信来，上面有郜艳敏的签名，说感谢大家的关心，但是自己想要平静地生活，也希望家人平安。
不愿再谈痛苦的往事，有可能是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但是为什么是宣传部门来代办？因为她仍然没有人身自由。控制她的，不仅有买回她的“丈夫”和及其家人，还有地方党委和政府部门。她的“想法”也受这样的环境制约。政府为什么可以做到这点？因为它拥有权力。大家让渡一些权力给它，让它保障基本人权，但是它不仅不保护，还成了坏人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