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事务局长曾德成、公务员事务局长邓国威被免职，引发梁振英政府的地震风波。谁引发这场地震？为什么要引发这场地震？地震之后的效果如何？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讨论上述问题之前，先要了解一点：目前坊间出现不利于两位前局长的消息，例如“工作表现不佳”、“不配合特首工作”等风从哪里来？圈中人明白，多来自靠近政府的消息来源。明乎此，较易作出准确的判断。
上述消息称，是梁振英主动向北京建议换人的；而且只在很短的时间内通知两位局长，连曾德成的哥哥曾钰成也感到诧异。果真如此，那就说明是梁振英引发这场地震的。容或他有他的“理由”（与其说“理由”，倒不如说“需要”），但这些理由是否合理，则是另一回事。
其实，圈中人都感到，近年来香港官场出现一种对公务员文化、运作架构、执行过程，以至思维模式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多来自决策阶层。他们认为公务员“拘泥于死板的制度”，“过于程序化”，不够灵活，甚至以制度抗拒决策官员的指令。这种情绪在董建华和曾荫权年代并不明显（因为董建华性情较温和，曾荫权则是公务员出身），但近年来这种情绪却不断膨胀。
从公务员的角度看，按程序办事可以减少人治作风，适当的程序可以减少出错的机会，是香港行之有效的机制；此外，当上级的决策违反公众利益时，负责执行的公务员有责任反映实况。这就跟偏向人治的决策模式不咬弦了。
形成上述矛盾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但怎样解决、磨合，才是关键。可惜，公众看到的是，梁振英偏向强势领导，导致反弹更大。
与公务员建制派距离扩大
另一个近年凸显的现象是，政府与建制派之间的合作从“理念凝聚”急剧变成“利益凝聚”。梁振英任人唯亲的倾向，已跟建制派内的不同群体产生愈来愈多的矛盾，加上他的“自我中心”，令情况更糟。建制派（即使以传统左派为基础的核心建制派）愈来愈感到，政府“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必要时更找中联办帮助，令建制派更难服气。
两位局长离去后，可以预期：一，政府的人治化管治将会加剧；二，政府内部的矛盾将会扩大，梁振英在余下的任期内将更难管治，因为其行动已令他与公务员体系与建制派之间的距离扩大。也许，梁振英以为这样可以达到强势管治的效果，力推“新政”，但他不是王安石；王安石“新政”败在推行过急，但其意诚身正，历史自有评价。梁振英的评价将会如何？走着瞧吧。
目前可见，他的言行（包括引发这场地震）均以“连任”为目标。但能否如愿？建制派会否支持？北京会否只听一面之词？还看明天。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文汇报》职驻北京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