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底爱琴海
“希腊——上帝将调色盘用尽的地方”，“地中海家园”的中国市场总监Jerry，在朋友圈里上传了又一组图片——蓝天丶夕阳丶海岛丶白色圆顶小屋下，配图文字继续写道：“天蓝水清自然，度假养老绝佳圣地！”但可能更吸引人的是下面一句：“只要25万欧元，你就能购入豪宅，实现三代移民”。
“地中海家园”为有兴趣在希腊购置房产丶投资移民的中国客户提供全套服务。Jerry是这家希腊公司从中国聘请的员工，此刻人在北京参加房地产展销会。他只愿意提供这个英文名字，而从不透露中文名，“在雅典做这行圈子很小，不便多说 。”
他所服务的这家房地产公司拥有雅典几百处地产，主要是中心市区的小型公寓和南区海滨的高尚住宅，也有少量昂贵的别墅。债务危机以来，希腊房市惨跌过半，耳聪目明的中国买家闻风而动, “抄底希腊”成为投资移民网站高频词汇。从房价来说，一所雅典南区的复式住宅，坐山面海，面积二百余平方米，楼下有私家保安，楼顶有露天泳池，价格在一两百万欧之间，和北京丶香港动辄呎价几万的小公寓比，的确物美价廉。
当然，“实现三代移民”的诱惑远高于房产本身。深谙此理的南欧诸国，先后推出“黄金签证”，通过贩卖欧洲公民身份，刺激投资移民。2012年十月，身陷金融危机的葡萄牙先行一步，为非欧盟国家公民推出快速移民通道，只要满足政府规定的投资条件，就可以取得居留身份，并自由进出申根国家。紧接着，塞浦路斯丶西班牙丶马耳他等国纷纷效仿。到2013年冬，全欧已有560个成功申请“黄金签证”的个案，其中90％申请者持中国大陆或香港护照。最近，来自俄罗斯、中东和南非的申请人也越来越多。
希腊是这个团体的新兵，却有最宽松的条件：准入门槛只要25万欧元，父母孩子都可以居留，买了房子不需要常住；2015年的新移民法更规定，置业七年后，三代人都有机会拿到身份。这些条件吸引了不少人注意，面对投资移民的地产业务欣欣向荣，“地中海家园”就是受惠者之一。老板托马斯是个五十多岁的希腊人，身材中等结实，在房地产界摸爬滚打几十年。“黄金签证”刚一推出，他就瞄上了来自中国的富裕买家，还专门从中国大陆聘请了两位中国专员，这无疑是个明智的决策——“地中海家园”仅去年就为一百多个中国家庭成功置业。
托马斯和中国境内一些经纪公司有合作关系，后者向中国民众介绍希腊的物业丶组织看房团或是私人客户前来希腊。跟着“地中海家园”会在雅典接机，一般在一周内完成整个看房丶买房的法律和商业流程。希腊女孩安娜专职接待和翻译，她中文流利，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和中国客户沟通没什么障碍，但稍有抱怨：“对我们希腊人，中国客人不爱多说什么，他们很有钱，但绝口不提钱是怎么来的。有时又很抠门，总觉得25万就可以买到海滨别墅。而且中国客人没兴趣融入本地生活，很多人买下房子，转手就租给别人。”托马斯却不以为意，还为客户提出了集资购买的解决方法，如一所价值八十万欧元的住宅，可以由三家人集资购买，三家都可移民——对更看重移民的中国人来说，这才是题中之意。
当然，托马斯并不总这么胸有成竹，不久前他就因为希腊政治走向而夜不能寐——自激进左翼联盟执政（Syriza）以来，希腊连续爆出“资本控制”丶“不排除退欧”丶“资不抵债”等等负面新闻，直接打击中国买家的投资信心。七月，希腊更举行全民公投，让普通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要服从三驾马车（指欧盟委员会丶世界银行和欧洲央行）的救济条件，留在欧元区。这让潜在的买家害怕，自己移民去了一个非欧盟国家。
希腊最终向三驾马车妥协，中国客户灵敏地捕捉到信息。端传媒记者问是否真的有人“抄底”希腊？Jerry说有，“地中海家园”现在大概每月有10个中国客户，累计客户已有220个。不过托马斯的野心更大，他提到复星集团在雅典旧机场的大型地产项目，希望直接招募中国买家集体投资，不只是购买住宅，更直接兴建商场丶酒店，吸引更多中国资金。
种族多米诺骨牌
在下一批投资移民到来之前，早有一群华人据守希腊，他们对未来的态度却很消极。这就是在希腊大小城市丶乡村做服装生意的浙江和福建商人。
在雅典市中心奥莫尼亚广场附近转一圈，你会看到人类学家麦高登笔下“低端全球化”的景象，只是地点从香港的重庆森林移到这里——几个南亚少年在路上打起板球，巴基斯坦音像店老板坐在印度环球小姐的海报下晒太阳，两个非洲青年人站着聊天，街道中央的东正教堂门前，几只鸽子闲庭漫步——点缀在这一切之间的，是星罗棋布的中国服装批发店，和一家矮矮的楼房，上书“中国城”三个大字。这些挂着“外贸公司”招牌的卖场，室内面积多有几百平方米，密密麻麻陈列着从意大利普拉托或中国内地用集装箱运来的低价服装，价格在几欧到几十欧之间。不过生意就较为惨淡，只有几个顾客在店里挑挑拣拣。
相对欧洲其他地区的华商而言，希腊华商来得晚。2001年，希腊大赦，很多非法移民都拿到了合法身份，此前在此打拼的四五千华人立刻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家乡；2005年的大赦更让人们相信，选择希腊不会错。于是人们买通蛇头，辗转偷渡，进入希腊，当年到埠人数就成长三倍，后来最高峰时全国有三万华人。他们的希腊语可以应付生意，但是谈不上地道。这也是为什么经营酒吧丶餐馆的亚洲人多是菲律宾面孔，而不见华人。
青田商人吴刚姊弟就是2005年大赦后来的，他们最初都在“中国城”一带给批发商打工。那是希腊的好时光，吴刚现在还记得当时客人有多么阔绰：“可有钱了，什么都是买买买，今天买一个，明天再买一个，也不用，就是好玩。给小费也大方，动不动五欧十欧，买东西都不要找钱。”来得早的人很快赚到了钱，自己开店当老板。吴刚姊弟也搬出中国城，到住宅区开起零售店。
好景不常，很快希腊卷入债务危机。2009年来，华商营业率下降至少三成，不少人陆续撤离，目前人数降到一万左右。吴刚说，有些人回国了；有些说要去南美洲，那边市场还没开发，人口比欧洲多多了。留在希腊的人多处观望态度。吴刚担心回国会跟不上节奏，他已经十年没回家了。
不回家也是因为没有身份，怕回去了再难出来。希腊虽是欧盟国家，却不与其他成员国接壤，中国人对周遭的巴尔干国家兴趣寥寥，无意闯荡，久而久之，就困在这里。在一个四百多人的希腊微信聊天群里，每天都有人讨论今年会不会有大赦——2005年后，大赦再也没有发生过。据吴刚说，现在，希腊90%的华人还是非法移民。
吴刚说：“希腊人对中国人还是不错的。走在街上很少有警察查你。你想开店，就找个有身份的希腊人合作，反正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对半黑和全黑严格多了。”“半黑”和“全黑”是中国人给其他移民起的外号——“半黑就是那些阿富汗人，还有巴基斯坦人，他们可坏了，都是吸毒鬼，老抢钱包；全黑是非洲来的，倒是很勤劳，一般就在街上摆摊卖卖玩具什么的。”正说着，吴刚的姐姐忽然跳起来冲到门外，她眼尖腿快，拉住一个偷门帘布的乞丐，是个年迈的阿尔巴尼亚老太婆。
“半黑”丶“全黑”和中国人一般互不往来。阿尔巴尼亚人倒是喜欢光顾廉价的中国小店。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第二大人口，他们支撑起了希腊重劳力产业，比如建筑工人丶钳工，女人就做帮佣。可惜，现在经济不景气，他们也没了工作。如种族多米诺骨牌一般，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华人，一环套一环，纷纷倒下。
多米诺的最后一排是无事可做的非洲人和中东人，他们的日子更加难过。事实上，现在中国城所在的地区本来是非洲人的地盘，喀麦隆人纳迪就曾在那里兜售DVD，他回忆说“以前，我们在那里卖玩具衣服，旁边有黑人去的教堂丶给黑人开的商店。雅典奥运会以后，中国人来了，他们的生意好，警察也不找他们麻烦。所以黑人只能卖了生意，到别处讨生活。”他已经失业多年，现在给一个法国女人清洁游泳池，一周一次，每次150欧元。用这些钱，他养活了六口之家。除了工作收入，他非常依赖教堂和NGO组织提供的公益服务。
此类公共救济服务在今日的希腊可谓雪中送炭。十年前雅典的流浪汉不到百人，今天在闹市区和旅游景点附近，总能看到几个无家可归的中老年人。不断涌入的难民也慢慢占领了公共空间，他们找不到工作，只能依赖社会救济。几年后，这里不知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苏格拉底为我开出租车
无所事事的并不只有难民，街上成排的淡黄色出租车也多是空的。我轻易搭上一台。司机是个大胡子的本地人，看年纪在四五十岁之间，攀谈几句才知道他几年前竟是雅典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专长古典哲学。看着我惊讶的眼光，他耸耸肩，说那都是过去了，现在他只是个“没钱丶没房子丶没老婆”的单身汉。这时我意识到，上车地点正是“苏格拉底大街”，一时恍忽，仿佛那位先贤大哲正拉着我飞驰。
出租车的生意也不好，一个供养着两个女儿的司机说，每天驾驶十四小时，净收入也只在三四十欧左右。
年轻人的境遇更糟，在失业率高企的希腊，2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半都没有工作。雅典科技大学的硕士生莲娜说：“现在父母都有工作的人不多，大学生都得去找工作，维持生活。有些人中止学业，先去挣钱。在Zara卖衣服的人都有大学学位，月收入也就五六百欧元。”她的专业是房屋测量，可她在给旅游公司打工，她解释说：“现在希腊一片萧条，没有多少人买得起房子。很多人甚至没钱还贷，被银行收走房产。没有新房子，这个专业就没有工作。”
这是逼迫我们，逐步沦为欧洲的廉价劳动力市场。
莲娜支持左派政党，反对紧缩。紧缩是多年来缠扰希腊头顶的诅咒，它意味着增加赋税，减少公共开支。紧缩的目的是减轻希腊的债务，逐渐让经济走向正轨——这是2010年以来希腊政府和三驾马车一直挂在嘴边的说辞。但很多希腊人却认为，这是个谎言。工人家庭出身的街头艺术家Bleep相信，紧缩是在箍紧希腊人的喉咙：“这是逼迫我们，逐步沦为欧洲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我们收入微薄，税务苛重，只能没日没夜工作。”他家所在的工人住宅区，人们已经几个月没有现金周转，一切都记在账上。
这种境地下，左派觉得只能革命，他们要求和欧盟决裂。在雅典，每周左翼党派至少有一场游行。我在的这周，他们抗议政府与欧盟再次进行协商会议。奥莫尼亚广场上一会儿播放革命歌曲，一会儿是激荡的口号。参加者有学生，也有养老金不够用的老人，有工人，也有失业者，还有一只金毛犬，嘴里叼着“我受够了”的纸板窜来窜去。莲娜说：“退出欧盟也许会面临几年难过的日子，但是熬过去，希腊就好了。”
右派不会参加这样的游行，他们认为脱离欧盟是自杀行为，摆脱移民才是当务之急。希腊的小岛每天都会接受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他们上岸后没有身份，找不到工作，却一样消耗公共资源，成为众矢之的——很多教育程度较低的中老年男性尤其视其为眼中钉。他们为极右翼政党吸引，特别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金色黎明”。
“金色黎明”声称要建立一个“希腊人的希腊”，对移民和支持移民的左派分子不忌施以暴力，对左派政府向来恶言以对。他们激进的立场吸引了大量底层选民，在今年的议会大选中，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家住卫城附近的心理治疗师希尔杜娅就给“金色黎明”投票：“我并不是说金色黎明聪明绝顶，他们当然很蠢，可是他们让人们看到真正的问题！你知道雅典街上游荡着多少非洲人吗，他们不会我们的语言，没有可信的身份，可是政府任由他们四处横行。 ”
在比雷拉夫港口码头，我遇到几个住在附近的退休海员，他们每天聚在这里，看有没有临时工可做。提起Syriza，他们满脸不屑，其中一个口齿不清地咒骂着，然后挥手反复说：“金色黎明！金色黎明！”他的朋友拦住他竖起的手臂，解释：“他并不是法西斯，我们支持金色黎明，不是要杀光中东人，而是因为生气左派。”
造成失业和低收入的原因很多，但愤怒的人们普遍将其归结为紧缩政策或是移民入侵，前者针对欧盟，后者直指移民。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中，境遇相同的人们就此把自己划分为左右两派，彼此攻击。可往深了看，所谓左右，也许只是标签。
这不是民主，是几十年来民粹主义的延续。
希腊博士生斯特拉特斯现时在亚洲留学，他担心这种撕裂社会的两极分化有碍希腊真正站起来向前走，“这不是民主，是几十年来民粹主义的延续。”他解释说，二战后希腊军事独裁政权长期打压左翼政治力量，为人民深恶痛绝。独裁结束，希腊历届政府又矫枉过正，谈“右”色变，屡屡推迟经济改革。右派政党缺席，既造成左派流行，也给“金色黎明”这样的极右势力留下大量选民：“对左派不满的人，往往就去了金色黎明，因为没有别的选择。”
其实，和左右两派人聊聊，你会发现他们的诉求很多时候是重合的，他们都生气欧盟其他国家把希腊标签为又笨又懒的无赖，都认为应该严惩贪污腐败的政府官员，都痛心尾大不掉的公务机关。
可是，即使身处一样的境地，左右两派彼此听不见，在两边愤怒的呼喊中，希腊，停滞不前。
中国人不懂穷风流
日暮时分，卫城遗址已经停止售票，三三两两的游人从山丘上慢慢走下；路边零散地坐了几个中亚面孔的孩子，有的在拉手风琴，有的在吹笛子，无非是要讨一两块钱；几个希腊青年搭了地摊，售卖手绘明信片。卫城四围安详平和，没有旅游景点常见的嘈杂。市中心的露天影院已经开场，跳蚤市场入口有非洲青年随兴打鼓。晚风吹过比雷拉夫港，白天燥热的气温退去，刚从海岛度假归来的雅典人拽着行李箱走在路边。
这是希腊的另一面，讲究生活的乐趣，讲究艺术与休闲，讲究体面与尊严。宪法广场流浪多日的六旬老太穿着自己最好的裙子，坐在路边喝着路人施舍的咖啡，心理医师希尔杜娅盛装打扮奔赴客户举办的舞会，硕士生莲娜打工回家，路上花两欧买了一小盆迷迭香，艺术家Bleep则在某个海岛上朋友的小屋里渡假。 他们不少人都去过德国丶英国，但并不艳羡那种“工作狂”的生活方式，他们说，那根本不叫“生活”方式。
你们中国人不懂享受人生。
“地中海家园”的安娜去年从北京辞职回国，很大原因是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在希腊，她每晚可以和三五好友把酒言欢，周末或暑期又能去小岛小憩，还有物美价廉的食物、新鲜洁净的空气——这在北京这样的中国都市是奢侈品。在希腊工作的中国人Jerry和吴刚则说太忙，没有时间搞这些。吴刚的朋友圈里也贴着克里特岛的美景，但他其实没去几次，度假意味着少赚一天钱，多掏一天无谓的房租。他们不理解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觉得三不五时就去海岛度假不免太浪费。希腊人辩解，穷有穷的风流和潇洒。
安娜点评说：“你们中国人不懂享受人生。”但她也承认，正是不断涌入的中国人，游客或是移民，使得她在如此惨淡的经济里从不需要找工作——能说流利中文的希腊人并不多见。她凑起头臆想：“现在很多希腊年轻人都出国找机会。到时候我们都走了，中国人倒是移民来了，希腊会变成怎么样呢？”
地处海陆要冲的希腊，历来就是多种文化和人口碰撞的地方，时间前进到21世纪，故事的舞台上又多了中国人的角色。只是中国人的面目尚为模糊，报摊上一字展开的头版漫像里，没有东方面孔。呲牙咧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才是每日新闻的主角，她尴尬得迎接着路人麻木又厌恶的目光。
雅典机场外，淡蓝的希腊国旗旁是深蓝的欧盟旗帜，在晚风中抖抖卷卷，像静水上泛起的涟漪，迎接着未可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