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4日，中国的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上将正在美国访问，会见了美国防部长阿什 • 卡特，本次访问是几年来中美军事与安全战略交流机制化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防部网站主页，占据头版头条醒目位置的访问在五角大楼网站几乎毫无踪迹，仅在亚太再平衡的栏目下有简短消息。联系最近全球媒体甚嚣尘上的中美南海问题话语交锋，以及刚结束的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峰会，中美军方处理这一新闻的话语差异明显表示着两国对彼此安全关系态度上的微妙差异。这种差异到底何在呢？
本次美国因中国南海人造岛屿而强力发声十分罕见，因为作为南海争端的非直接相关方，卡特在三天之内，两次使用“千万不要误解”（There must be no mistake）这样的直白修辞阐述美方立场，这显然体现美方最高战略决策当局的意志，也标志着一直对华安全关系方面奉行接触政策为主的奥巴马政府的转向。
针对美方强力表态，中方的回应硬中有软，除坚持传统的主权话语，同时反复申明中方无意危害南海国际自由通航和飞越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媒体高调揭露了疑似中国黑客入侵美国联邦人事局事件，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与中国公安部长成功举行会晤，范长龙上将的华盛顿之行顺利成行，没有像南海撞机等事件那样，影响两军机制化交流。这些动态显示，中美本次的南海牌局雷声甚大，有彼此战略性叫牌的效果，但目前并未导致立即的摊牌和对决，双方仍愿意藉接触和对话管控危机，并塑造对方政策。
中美不断对话 互信不断削弱
若就美国整体的全球军事战略政策而言，美方表态的强硬意涵更为凸显。虽然美国目前最优先的军事任务是应对中东ISIS崛起和乌克兰危机引发的欧洲安全危机，但近期美国不仅没有因此放弃自2011年以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反而在检讨过去的基础上明确启动了对中国针对性更强的亚太再平衡第二期战略（Asia-Pacific Rebalance Phase II），而从奥巴马到国防顶级官员都毫不隐讳，该第二期战略明显是针对中国试图改变现状的努力，毫无疑问，这个现状是指美国缔造、主导和维护的亚太国际权力格局，其对中国的定位即是逐步展现现实性的挑战者。
因此，本次南海回合可以看作美国重申其亚太权力地位的宣言，由于亚太经济和地缘的复杂性，特别是中美地区与全球战略利益的复杂交互和矛盾现状，也是由于目前美国军力和财力的有限，美国没有按照美苏冷战的思维来定位中美安全博弈关系，所以，在宣示决心和实力的同时，美国也加大了对华军事接触和对话的力度。
质言之，尽管中美在公开的政策话语中并无特别的硝烟，但必须意识到，由于中国近年在东海和南海的战略主动，美国对华政策辩论正在朝更加对抗性的方向转化。中国经常惯用的传统政策话语，如和平意图的再三宣示及防御性的历史主权话语等，并没有减轻美国的对华战略猜忌。
中国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指导者沉迷于传统的单方面善意话语，却没有意识到，对于美国战略智库和决策者而言，冷战后战略评估的主要原则已经从过去的意图导向，转变为基于能力的思维，而在此种思维之下，中国跃跃欲试的缔造国际经济乃至安全秩序的作为，在没有对美充分谅解的条件下，对于美方无疑既是一种能力上的挑战，也是能力带来的意图上的威胁。
因此，中美安全关系出现了一种大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特局面：一方面，两国都充分表示对和平政策及对话合作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对话越深化，两国的安全关系与政策却越加具有针对性。简单说，这是一种对话越多，猜疑越重的局面。
借用哲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著名术语来说，两国安全关系正呈现一种“延异”(differance)的特征：对话和善意的话语宣示没有推动疑虑的消除和合作的加深，反而，各自在意图上与行动上渐行渐远，表现为一种“对话——针对性行动——对话——态势恶化——互信削弱——对话”的循环。
关于针对性行动的环节值得说明，因为，在双方的话语中，这些行动，无论是美国的东亚反导布局，在南海的加强前沿存在，还是美国正作为亚太再平衡第二阶段重点的升级军事同盟政策，也无论是中国的主权主张与实践，或跨越传统区域的军事存在，双方都有理由正当和十足的自信，尽管事实上，这些行动立竿见影地对双方安全关系产生了负面的效应。但德里达困局是中美安全关系现实中真正值得重视的现象。
中国触及现有国际权力秩序
有人认为，中美的深刻安全疑虑是由于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制度特点而带来的。这种观点忽略了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也为俄罗斯的最新安全政策实践所否定。
就历史而言，在中国内部政治意识形态色彩远胜于今的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最为顺畅，堪称蜜月，可见所谓意识形态差异并非导致中美必然战略对抗的因素。以今日中美本身经济利益的交互嵌入程度，乃至在地区安全和全球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份额，之所以中美安全关系反而产生前景莫测的阴云，根本原因还在两国的战略思维本身，特别是中国的国际行为方面。
就中国而言，中国对于在东海与南海的行动一直局限于历史主权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对内与近代以来的主流政治话语契合，在国际法理方面也似乎有正当的修辞，然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当其施展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尤其在堪称21世纪加勒比海的南中国海地区展开单方面行动，主权话语显然是不足以说明其意图和界限的，因为，归根结底，这势必是一种触及现有国际权力秩序的行为，而在战略计划中，需要最优先处理的则是现有权力秩序的主导者，也就是与美国的权力互动问题。在中美缺少制度性深度安全合作，同时更没有包括中美的地区安全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双方的行动虽推动对话的急迫需要，但对话本身却只能加深彼此的疑虑。
美国话语中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是一种预防中国成为未来挑战者的遏制性思维产物，而中国将之作为追求对抗性政策的现实理由；反之，中国对抗美国西太军事存在和同盟的措施又促使美国升级和加强再平衡代表的政策体系。这都牵涉系统的军事能力的整备、部署和升级，在此种情形下，对话本身能带来的态势实质改善自然是有限的，追求双赢的彼此宣示则日益成为双方延缓对方步伐的工具。
太平洋真的足够大吗？
简言之，所谓德里达困境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中负面自我实现的循环，不正视当代中美安全关系中这一现实的严重局面，未来两国势必支付不亚于冷战的代价。而打破德里达循环，真正建构中美新型军事安全关系，则需要两国决策者展现突破性勇气，彻底摒弃楚河汉界似的排他性零和思维，在实实在在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探索制度化的深度安全合作框架，并将此框架延伸到包含地区主要相关国家，而这种良性的互动进程尚看不到清晰路线。
回顾1989制裁以来的中国军事安全关系，虽屡经波折，但总的发展是巨大的，这与其说是两国对彼此意图信任的产物，倒不如说是两国力量比例变化的结果。
关于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经常的说法是“太平洋足够大，应该容得下中美共同的存在”，这一话语的深层含义实际上是说，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问题应在中美二元的国际权力架构中加以处理；因此，对中国来说，无论其行动多么具有自我话语的正当性，如果不能优先取得美国的战略信任和协调，则这些行动必定会增加美国战略猜忌，因而最后也会反过来恶化中国总的战略环境。
1931年，日本因九一八事件而退出国联，从此在战略上警惕日本成为美国战略思维的重心，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本次中美南海回合互动也具有类似效果。战略的历史再三表明的沉痛教训是：大国的敌意与其说是因为意图，还不如说更多的是因为其能力，而战略猜忌中大国的能力除非能逐步良性融合，成为同质和互信的体系，否则，走上对抗与决裂之途只是早晚问题而已。
（赵楚，军事战略问题学者，原《国际展望》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