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九子案开审前,陈健民的最后一课
“没有东西是永远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气和力量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就够了。也许结果是错了,可是你至少总算做过了......每个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他能顺性去做,那么无论他做什么,结果总会美满的。”
“没有东西是永远把握得住的。只要有勇气和力量去做自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就够了。也许结果是错了,可是你至少总算做过了......每个人都有完整的自我,都有自己的特性,如果他能顺性去做,那么无论他做什么,结果总会美满的。”
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劳工运动,对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劳工事件,具有很强的启示性。佳士事件所展现的知识份子与劳工之间的关系,和韩国198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但世上有无赌徒能“绰绰有余”,即是无论输赢都知道“没什么不好”?绰绰有余是《武士道》对勇气的注解,说的是“毫无顾虑、杂念,还有可容纳更多的心胸”⋯⋯
“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
佳士事件显示,工会改革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全总有组织工人的行政压力,但是又有政治上的考虑,以至不能支持真正维护权益的工人成为基层工会的领袖。但是佳士事件也显示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了新的发展,即阶级斗争的主体出现了变化。
六十年代的香港抗争文化本来就跟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毛主义的传播息息相关,简单地把中国跟香港二分,或是把共产党看成是年轻人的思想荼毒和控制者,我觉得对当时的参与者和这段历史都不一定公允。
六七暴动后,成文法把暴动罪最高刑罚大大提高至十年,就算以简易程序治罪,最高刑罚也由两年提高至五年,因此才有我们今天如此夸张的判刑对比,不是当时司法机关轻判,而是立法机关后来把那把尺推高了很多。
可以这样说,高度参与雨伞运动的年轻人在伞运后因为各种原因,都比以前更积极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但其实他们并不指望政治参与可以对现时的政治制度产生实质影响,也对政治人物不抱很大信任或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