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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前四通总裁万润南：三十年来血仍未冷，格局变化将带来新局面
海外民运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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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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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王超华：我不是秋瑾，我是你们的一分子
自37岁开始流亡，三十年来，王超华不停歇地追问自己：要怎么解释整个运动你都在，最后却没有死在那儿？那一天之后，你是谁？她也不放弃地追问沉默了的人：当初我们上街的时候，不是同样的吗？你们承认这是政府对我的迫害，这不够呀，你要承认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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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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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高级监制薛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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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