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消费坦克人图像,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无甚分别”;剧中那些中国政治元素,都似乎在堆砌一种“离地”的中国关注⋯⋯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 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高级监制薛友德。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以台湾转型正义的前阶段来说,也许要推进到目标需要一百步,现在只能推进两步,但这两步都得用尽力气、都有意义。就像小孩学走路,他非常奋力站起来、用力迈开脚,走两步就跌倒,我们不会耻笑他说:‘为什么这么不会走?’”
他是当年北大高材生、也是广场纠察总长;是语言不通而茫然失措的流亡者、也是大师门下的高足;是被三个孩子弄得手忙脚乱的父亲,也是无法床前尽孝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