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卢思骋:从“蚁象之争”开始的中国环保NGO二十年
数十年来,中国日渐严峻的环境议题背后,一直有一群专攻环保的公益机构,带著一代又一代的NGO从业者,如若“大卫迎战歌利亚”般,游战在公众意识、企业利益和政府关系之中。
数十年来,中国日渐严峻的环境议题背后,一直有一群专攻环保的公益机构,带著一代又一代的NGO从业者,如若“大卫迎战歌利亚”般,游战在公众意识、企业利益和政府关系之中。
韩国在2007年正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可以自行研发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拥核团体认为废核的主张会扼杀韩国领先国际的先驱技术......。韩国绿党共同营运长李相熙如是说。
关键不是推断政府能不能办好,而是社会能否抓住机会,迫使政府为了实现治理目标向基层赋权,将垃圾分类变成一场自下而上的环保社会运动。
焚烧成为垃圾主要处理模式后,垃圾政策由焚烧炉利益集团把持,形成盘根错节的产官学联盟。习近平带头推动垃圾分类,冀调整失控的焚烧炉政策。
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素质在中国具有指标意义,这次严格实行垃圾分类工作,不仅让外界对中国国民的文明素养充满期待,也是对中国近些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次考验。
瑞典从1972年开始,决定要自行处置核废料,花了近半世纪的时间选址、研发处置科技,但反复的核能政策以及拥核及反核的角力,使得瑞典用过核燃料处置方案,至今仍存在变数。
近40年来,第三独立机构、学界、政府及业者各司其职,创造出全世界第一个地下核燃料永久处置库,也获得民众高度支持,然而芬兰的核废处置故事,还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