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6月4号晚，学生在维园的悼念舞台上烧毁基本法，要求修宪，引来社会讨论，不少学者以至议员口诛笔伐，少见支持的声音，甚至后来也少见学生们的自辩。
基本法要重新制定！倘若把基本法当作是神圣的东西，处处拿基本法作为民主奋斗的依据，那同样是有害的误导。我们的基本方向是要求民主重订基本法，而不是连民主奋斗也要按基本法办事，也反对按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要求修改基本法。
这段话并不是来自学生的口中，而且，这并不是今天的评论。这是来自1997年一本叫《先驱》的民间独立时政杂志，文章题为《重订基本法的X个理由》，作者叫区龙宇。
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的主张长期都被讥笑与讽刺，当年任何人若被怀疑是托派，就会被疏远。我问他如果现在回望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的青春岁月，会怎样评价所经历的一切一切？
“穷孩子”既无法从父母处获得足够支持，也无法向公共机构求助，与“富孩子”之间的鸿沟难免演变得更加不可逾越。
汶川地震，是感动模式与问责模式以最大规模交集的历史时刻。这是感动模式起死回生、问责模式转向衰落的标志，两种模式交错、较量，埋下了许多伏笔。
思索香港的第一步，是先替香港把脉，笔者的结论是香港管治已经出现一个全面倒退，正面临瓦解的局面。
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或许是独裁政治最肥沃的土壤，大汉民族主义让独裁政府成为少数民族唯一可以相信的保护者。而这个政府遇到危机的那一日，人们很可能会把少数民族看作是支持威权的罪魁祸首。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能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是大陆新儒家所不乐意或者不擅长的。
印第安人花了500年，仍未成功进入主流世界。或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进入全球化视野中。大凉山可能也很难。 但是，何尝不像马科斯说的那样，“追求一个不同的世界？”
来自公民社会的要求与压力势必要更强更大，台湾才有可能改变政治遭垄断、权力被滥用的局面。
对那些类似天津爆炸区生活的居民而言，国家的规划环评不起作用，法律规定的项目环评流于形式。
大规模突发性工业灾害的频发，不仅改变了传统自然灾害在被去政治化的维稳政治框架，也可能突破维稳政治的控制能力。
站在乘客立场，政府不断呼吁“白牌车”没有安全保障，也是极为不切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