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个人私欲膨胀,而是特定制度生产的可欲私人物品的合理获得。只要这个制度一天不彻底改变,官员们可欲的私人物品就一定还会以新的形式被“合理”地生产与获得。
不管是蒋庆的“国教论”,抑或秋风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还是陈明的“公民宗教”,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当代西方的处境,也没有能洞察以下事实: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现代化程度更低。
放眼不到半年的2016年国会大选,是否第三势力能掌握稍纵即逝的历史契机,就取决于主事者的心胸与格局。
在产能落后、核心竞争力低下、环境治理历史包袱沉重、出口和内销双重萎缩的众多因素作用下,对中国的制造业前景,很难给予乐观的评价。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要学习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那“公民”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港大微生学系教授袁国勇辞去港大校务委员的职位后所说的一番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在政治漩涡中,对学者最起码的要求,是能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要在他不熟悉的政治纷争中去守护这信念。
一旦宋楚瑜在大选成功边缘化洪秀柱,他就将与王金平连手成为最有实力收拾蓝营残局的两人。
《贱熊》推出以来,不少人将之与日本漫画《叮当》(又译《多啦A梦》)比较,却鲜有探讨两者的差异。
许氏的学问与观点都不无可取之处,但此书读后总觉不过瘾。仔细琢磨,是此书与现代中国关系太少。他是在历史中想象中国,不是在当代想象中国。
从赋予管理部门超级权能、强化网络运营者全面责任和义务,以及对网络个人用户的实名监控这三个方面入手,形成了一个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严密管制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