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盟领导层而言，难民问题冲击的不只是国家内部资源分配，更直接影响欧盟作为一个战后超国家体制的稳定，以及挑战欧盟成立背后核心价值。
连战在马总统和绝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反对下，仍执意前往9月3日天安门大阅兵，引爆台湾内部高度争议。
此次波动凸显了单一行业独大对于经济的影响，用事实强调了多年存在的问题，督促政府推出政策以调整结构。
我们应该自发保障生活与健康，不再受政府和财团宰制。
通观整个活动，应该说，最出乎公众期待的，也令人感到遗憾的，乃是抗战红色历史叙事的全面复活。
这一次阅兵，对于执政党而言，在内政上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外交层面。
北京阅兵，对内重于对外，通过大规模纪念抗战以获认同、重塑历史合法性是其隐藏目的。
法西斯国家最重要的共同特征就是用秘密警察来监视和控制人民，严格限制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不允许存在任何不同的政治意见。
事实上，香港战后是一个难民社会，不同历史阶段从中国大陆带来的不单是前“国军”的记忆，也包括大量民间的记忆。
基本法是上一代中港两地长期协商和互信的成果，不应视之为摆设。
2003年七一游行后，中央意识到香港政治问题复杂，认为需调整过去以一国两制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思路。
青年先锋的瓦解
暴烈的《70年代》引领了整个时代，亦如风一样瓦解。
1971年底开始，《70年代》内部牵起了“留法潮”。香港的保钓运动自1971年底已无多大发展，当时认识中国的热潮还在发酵，港大作为大专学界首个到中国大陆交流的“中国旅行团”仍未展开，于是陆陆续续有成员到法国参观，希望感受法国青年的革命热情。
“他们渴望学习邓小平、周恩来到法国取经，其实不知道有什么经取（笑）。加上当时压力团体开始多了，比如说艇户争权益运动也是当时而来。因此，我们已经无甚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