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系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9年5月31日出版的《最后的秘密—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的导言,作者为美国知名学者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黎安友是英文《天安门文件》编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人权研究所指导委员会主席;前政治学系主任(2003-2006)和东亚研究所主任(1991-1995);黎安友教授是英文《民主期刊》和《当代中国期刊》编委会成员;2013 年在柏林的美国学院曾获柏林奖学金。
本书的全部文件来自1989年“六四”
究竟是社交网络媒体造就了这个舆论立场高度分歧的社会,还是说那只是催化剂,让本来便潜藏的社会矛盾快速浮上台面?
我们首先必须把镜头焦距拉长,从六十年代末美国冷战外交路线的转变说起。
六四记忆在内地、海外和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遭遇不同的本地脉络,自然有不同形貌和际遇,发展出不同的力量。然而六四作为伟大的反抗暴政时刻却是恒久不朽如一。
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
民主在全球遭遇危机,“中国模式”有无取代之势?六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没有重演的可能?
成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行动。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内就执行了第一场处决......。成都从未出动解放军。但警察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手镇压抗议,使得公众对其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至于有段时间一些警察不在公开场合穿制服。
在自由主义主导、却陷入自咬尾巴困境的反思主流之外,我们可以从与1989学运、冷战结束同时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来观照这56天。
我们该如何拆解台湾“和解”艰难的一面?是否,“和解”仍在他方?
尽管保守主义正在不断向现有的自由主义秩序发起挑战,但是连保守主义本身也是自由主义的产物。所以,毋宁说是自由主义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