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同志的80年,“是那种人,我就要过那种人的生活”
这辈子,他有过三个正经男友。因为喜欢男人,丢了老师的工作,被劳教数年。出来后,他形成了低头走道的习惯。他始终记得,母亲临终前,他想握住她的手,却被使劲甩开。
这辈子,他有过三个正经男友。因为喜欢男人,丢了老师的工作,被劳教数年。出来后,他形成了低头走道的习惯。他始终记得,母亲临终前,他想握住她的手,却被使劲甩开。
对他来说,十年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一个威权型政府如何学会因势利导,保持了政策的成功,人们想要解释“成功”。而到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在驱动中国?中国将如何做出选择?
“发现 2024 仿佛是《1984》之前,让我们搞清楚我们希望创造怎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保障是合适的,以及政府和公司使用科技的界限。”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六四是很多香港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而一个地区的人会因为对于政权的不满,而持续悼念、抗议30年,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
中国民工的工资成长远远跟不上经济成长。吴介民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东莞一家工厂附近,他远远看见到地沟里“一堆白白的东西”,后来才知工人早餐时间太短、资方给的馒头难以下咽,民工索性边上工边吃边丢,一地的白馒头,是被剥削者的无声抗议。
中国网络生态上的反穆仇穆言论与当代信息技术的本身特性息息相关,深受以伊斯兰恐惧症为特征之一的全球右翼思潮崛起影响,并在中国当前选择性审查机制中,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族政策自相矛盾下的怪胎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