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30年前，香港学联代表李兰菊在北京支援八九学运，1989年6月，她见证了清场一幕，以下是她今夜在支联会烛光悼念集会上的发言，经端传媒整合初稿及现场发言刊出。） 作为天安门的幸存者，为六四屠杀做见证，向来是责无旁贷。但雨伞运动之后，我曾经心灰意冷。尤其局势开始发展得太过似六四镇压的前夕。于是，多年来抑压著的伤痛一次过暴发，压跨了我的精神健康，这几年，我也需要医生和药物的帮助。所以当支联会联络我的时候，我是不愿意站出来做见证。直至占中九子罪成，朱耀明牧师的一篇陈情信，我终于明白到，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要有勇气作正确的决定。能够多走一步，就多走一步！ 多年来，我在海外一直参加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的工作。在海外推动中国民主运动，
海外民运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这个昂扬在北京街头的无政府主义瞬间，充满了反抗国家与军队的精神，把56天的民主运动转化为一场对抗警察权的战斗，其意义相当深远，决定了之后整整三十年里中国警察权的膨胀。
30年前的六四终结了冷战，但30年的沧海桑田，世界可能又走往新冷战的当下，仍然是中国巨大空白与黑洞的六四，是中国与自己、中国与台湾、中国与世界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缝。
1990年，张先玲扫墓，看到儿子的骨灰小盒子有一张纸条：“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
自37岁开始流亡，三十年来，王超华不停歇地追问自己：要怎么解释整个运动你都在，最后却没有死在那儿？那一天之后，你是谁？她也不放弃地追问沉默了的人：当初我们上街的时候，不是同样的吗？你们承认这是政府对我的迫害，这不够呀，你要承认我是你们其中的一员啊！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成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行动。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内就执行了第一场处决......。成都从未出动解放军。但警察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手镇压抗议，使得公众对其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至于有段时间一些警察不在公开场合穿制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