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广场案”终极上诉判决书:双学三子赢了还是输了?
“本院一致裁定三名上诉人的上诉全部得直,撤销上诉法庭判处的监禁刑罚,并恢复原审裁判官所判的刑罚;但是,本院强调,将来牵涉于有暴力成分的大规模非法集结的罪犯,会根据上诉法庭正确制定的新指引被判刑。”
“本院一致裁定三名上诉人的上诉全部得直,撤销上诉法庭判处的监禁刑罚,并恢复原审裁判官所判的刑罚;但是,本院强调,将来牵涉于有暴力成分的大规模非法集结的罪犯,会根据上诉法庭正确制定的新指引被判刑。”
在后雨伞的几种趋势交错之下,香港社会出现了港独议题的冒起及政府对其作出的大力打压、抗争运动力量减弱、民意持续两极化,以及社会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对立的激化。
或许,12月23日这场台北的“白昼之夜”抗议最大的谜团在于,为何一场攸关全国劳动者权益的抗争,其担纲者并不是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工会组织?
面对庞大的金权结构,这两个自下而上发起的公民科技专案看似渺小,却在群众协作下逐步磨利分析数据的角度。“面向群众”是他们的方法论,也是使命。
解严30周年前夕,我们和德国「戒严台湾文学选集」编者Thilo Diefenbach(蒋永学)谈了谈。他说:“这世上少有比台湾遭遇更大外在威胁的民主国家”。
“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任职警总军法处,我曾担任军事检察官、军事審判官、主任军法官,督导过看守所,以及所有军事犯、叛乱犯业务。被关押的军事犯、叛乱犯,很多都极具才华,人才济济……但我不认为当年有冤假错案,只有‘不当’审判。”
我并不认为父亲是死于白色恐怖。我父亲的死,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这个悲剧发生的当下,台湾其实已经解严了。所以,台湾并不是因为解严,一夜之间就变得开放、进步、自由的。我们对自由的追求,应该要持续前进。
解严之后,数百座蒋介石铜像,从全台湾各地被“赶”出来,堆放在蒋的慈湖陵寝边,成了“纪念雕塑公园”。这些铜像,究竟如何从风风光光的伟人工程,变成历史的尴尬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