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面对共同敌人,和解好吗?”──谈香港民主运动的“败局困境”
如果非建制派能够衷诚合作,在议会选举的整体席次将会更多,为何他们不这样做?既然有共同敌人,为何他们总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不同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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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建制派能够衷诚合作,在议会选举的整体席次将会更多,为何他们不这样做?既然有共同敌人,为何他们总是不能策略性地合作?除了根本性的意识形态不同外,有没有其他原因?
在中国,一边是蓬勃发展的“彩虹经济”,一边却是如履薄冰的同志组织。在完成自我认同之后,同志群体能否进一步参与到整个社会结构的构建中?
在后雨伞的几种趋势交错之下,香港社会出现了港独议题的冒起及政府对其作出的大力打压、抗争运动力量减弱、民意持续两极化,以及社会动员与反动员之间的对立的激化。
夹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的斯里兰卡,对这两个影响该国命运的大国有着微妙的情结。如果说斯里兰卡是印度的台湾,那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关系,则极似美国之于台湾。
我对从学术上指出中国施派的各种误读和滥用已经不抱任何激情,因为正如我在《施派的危险性,以及知识分子的限度》一文中说到,中国施派是一群不惜扭曲一切学术理论来实现其政治目的的“纵横家”。
如果说对特朗普智力和精神状态的质疑还流于口舌之争,那么该书真正最具杀伤力的,是确认了坊间传言已久的白宫激烈内斗——虽然仅来自班农派的视角。特朗普对华态度变化前后的鹰鸽角力,也从中可见端倪。
我一心想找清真寺,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座典型新教教堂:红砖、哥特式尖塔、高高的钟楼......走到教堂侧翼,才看到一个小小的金属门牌,用规整的字体印着清真寺的名字,看起来像个低调的办公机构。我按下门铃按钮,就这样开始了对这家清真寺的第一次拜访,也得以触及柏林“多元”观念下的希望与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