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箱私藏 5】当我踏进来后就难以再全身而退的编辑

📚

欢迎来到“端编辑部的私人收藏 Show”！在这里，编辑与记者将分享他们的“私人收藏”——那些在创作路上启发思考、触动情感或改变观点的报导与专题。本篇为编辑许伯崧的收藏，邀请你一起探索、在评论区留言，与编辑讨论报导背后的脉络与判断。

关于编辑－许伯崧

大家好我是台湾编辑许伯崧。踏入新闻业十余年，深深感到“难以全身而退”，即便时常无言以对，依旧得试著回答这个世界。很高兴有机会分享我的收藏，这次分享的主题是“十周年”，希望大家会喜欢。

本次活动分享的“新闻地图”主题－十周年

会选择分享“十周年”这个主题是因为，这十年世界变化剧烈，而回顾式报导能将重心放在“事件如何影响个人／社会”，并有助于建构“公共记忆”。这是一场记忆的阵地战。赶紧来揭晓我的私藏新闻地图吧！

“当我踏进来后就难以再全身而退”是台湾饶舌歌手 Gummy B 在《REGRET》中的一句歌词。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更好，但我知道自己踏入新闻业后已难以全身而退。在这不长的十余年新闻职涯中，你问我会不会后悔，也许有时候会，后悔无法迅速回应世界，后悔在回应世界后，换来更多的是无言以对。

即便无言，我们依旧得试著回答这个世界。

这次分享的新闻地图，主题是“十周年”。这十年，这个世界用“天翻地覆”都难以精确说明局势的剧烈变化；也难以涵括在翻覆之后，那些现实中的个体与经验的歧异与顿挫。

时间是公共性的吗？还是是一种“共时的非共时性”？尤其这十年，社群媒体成为日常，除了替人们省掉社交外，连可有可无的新闻媒体都顺道省掉。人们滑著手机、浏览著社群媒体上的所谓“新闻”，新闻的定义更像是后现代，但人们却也将其当作一种当代新闻的实践。

在这样的非共时、非共感、非共构的世界基础上，我们的十周年，是谁的十周年？这像是薛西佛斯的问题，当问题被提出的当刻，问题成了问题自己——成为新闻议题的事件更是如此。

即使带著这样的困惑，但面临将届的周年议题（特别是十周年），总是令人感受到如临大敌的压迫与窒息感。从来没有行业前辈告诉过我，为什么是“十周年”，又为何十周年重要？我向来切身感受到的，一个事情重要是不需要理由的，事件会自己说出原因，原因也会描绘出社会中那隐约、模糊的症结——也许是个细微的冲突，又或许是个始终落空的期许。

周年报导的矛盾与需要

多年前，我还在编辑室规划某个周年系列报导，找了一些撰稿人讨论，令我意外的是，多名撰稿人告诉我，他们其实对“周年”的报导形式略为介意。其中一人对这类形式化的周年报导半开玩笑地说“又不是做对年”（台湾丧葬习俗，亡者逝世一周年祭礼之称）。也有人提及，他感觉“周年”把事件商业化，就像一个固定周期的盛大展演活动，也把事件神圣化，“一旦事件神圣化，便失去弹性，也难以找回现实感。”

不过，即便有著这些来自写作人的切身反思，但周年报导对新闻业来说依旧无可回避。今年9月，我参加一个新闻基金会关于回顾式报导的讲座，主办单位将这类型的报导定义为，“相较于新闻当下，经过时间沈淀，回顾式报导可以重新审视事件起因、过程与后果”，主办单位认为，该报导可以补足事件当下被忽略或未知的资讯，提供读者更完整的脉络分析及观点。

于我而言，这段话让我更有共感：“（回顾式报导）也能将重心放在关键人物或群体的变化，观察事件如何影响、重塑个人及社会；不只重述事实，提出对事件的历史评价或社会启示，也有助公共记忆。”

这句话的的关键，一是“事件如何影响个人／社会”，一个是“公共记忆”。一个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在于它具体对个体、群体产生影响（甚至冲击），个人作为社会中最小公共主体，首当其冲的是事件作用在其身上的后果。而当私人的、私密的记忆，上升到公共性的层次，在私人与公共之间，便成为一场记忆的阵地战，透过诠释与再诠释，彼此拉扯夺下历史的滩头堡。

这两年在台湾，我们规划执行了两个十周年的专题系列报导：先是2024年的太阳花运动／学运（又名三一八运动），再来是今（2025）年的八仙乐园粉尘燃烧事件。而这两场性质截然不同、关注与冲击层面又迥异的议题事件，甚至在议题的命名分歧、认知嫌隙下——是太阳花／三一八学运或运动？是八仙尘爆又或是粉尘燃烧——我们又该如何重述、或是回溯该事件？

就像有人批评，太阳花不是学运，使用“学运”一词是为以学生单纯、容易遭洗脑的印象加以贬低这场运动；而八仙粉尘事件亦不是“尘爆”（粉尘爆炸），无论是从事发当下的影片、或是瞬间燃烧的现象，这场公安意外并不肇因“爆炸”，它是高密度的粉尘快速燃烧导致大规模死伤的悲剧。

特别提这两起新闻事件，一则是我新闻职涯的正式起点，一则是十年前首次企划及执行的大型专案。共同的是，它们强烈形塑了我往后的世界观，就像涉水在一滩泥泞后，雨鞋上留下的水痕般，你知道自己走过那滩泥地，你知道那摊泥地发生了什么事，你从此难以从那摊泥泞全身而退。

在这次展示的收藏地图中，各自收纳了来自不同地域、事件的十周年报导。我想先从“台湾八仙粉尘燃烧事件十周年”及“太阳花学运十周年”分别谈起。

八仙十年：在遗迹中重生

八仙粉尘燃烧事件发生在2015年6月27日，媒体上几乎以“八仙尘爆”来指称此一大规模的烧烫伤灾害；实际上，灾害现场并未发生有“爆炸”情况，火势整体燃烧时间“仅有”40秒，但依旧造成了484人受伤、15人死亡的悲剧。这场意外，也是台湾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安事件。

十年前，我在一间传统媒体任职，后来另外参与报社一个专题报题项目，通过遴选后进一步筹组报导团队，以召集人的角色展开这前后逾十个月的追踪报导企划。

当年，这个企划分为几个块状主题：其一为“追踪报导”，从事发同年的11月起，开始展开追踪，以一周一期的报导频率，持续追踪伤者半年。其次，这个专题报导也进行海外报导，聚焦在各国如何进行“大型群聚活动”的安全管理。当时台湾针对大型群聚活动虽有管理法源，但落实上多流于形式的纸本作业，缺乏实质风险审查。在当时也因应新的媒介技术兴起，做了空拍与现场重建的模型，不过很可惜的是，时隔多年，这个网站现在也已经不在网路空间。

自然，规模达499人的大型公安事件，太多的个体与经验，在集体性的灾害与伤害底下，都被抹除了。他们被抹平为一种失去面孔、没有表情、没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情绪，在彼时的舆论漩涡中，他们成了一群游手好闲的“跑趴仔”，一场流行于全球的粉色玉米粉尘派对，在历历指控中成为“吸毒趴”与“性爱趴”。

他们既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也失去自己命名这场意外的权力。在一则则浮现的指控中，他们是“爱玩”、是“活该”，谈到赔偿，舆论更是激愤，漫天袭来的“死要钱”讥讽更是几乎席卷整个舆论场——他们不仅无法为自己澄清，连话都还没说出口，就已招致恶意的奚落。皮开肉绽的伤口，早已不限于可见的身躯。

持续关注八仙事件，其实一开始是受到荷兰公共电视追踪“福伦丹大火”后续的影响。

2001年，荷兰观光小镇福伦丹一间名为天堂的小酒馆发生大火，火势起因为不起眼的仙女棒点燃了酒馆中的耶诞挂饰，火势沿著耶诞数燃烧，也因为酒馆拥挤导致疏散不易，最后导致了14死与241伤的惨剧。其中近两百名伤者，受到二到三级的严重灼伤，且伤亡者多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

荷兰公共电视为此展开追踪报导。先是事发一年后，他们采访了烧伤者在治疗与复健的历程。并在事发十年后，回头重访这些伤者，也带领观众认识到他们已走出新的人生道路。尽管身上的火痕依旧难以忽视，但每个人都在新的阶段，走过旧日悲伤，展开新一段人生。

当时在报社资源的挹注下，完成了第一个八仙周年的采访专案，今年的第十年，于去年底就在心里想想一定也要做些什么。

今年的十周年，端传媒以〈消失的乐园，新生的人〉作为主题，以“遗迹／遗留”作为概念，并以三篇报导的“物件篇”、“标签篇”及“亲密关系篇”作为方法。在十周年的此刻，希望透过伤者在这十年来重视的物件，回溯自己的火后人生，并以物件，作为自己与家人、自己与社会、自己与他人的回顾。“物件”本身并不只是物件，更多时候是关于一段关系的连结，一个证明且自我赋权的角色，更甚者，是一段对自我的凝视与省思。

我想到一名编辑朋友的分享，他提及日本重要生活风格杂志《BRUTUS》在电子报中分享了编辑幕后故事，这期的主题“腕表，诉说著主人的故事”，编辑之二的清水政伸在一张过往杂志的旧照中看到一只手表被收纳在一个罕见的表盒里，他说“该戴哪支表、又该如何配戴，这些固然重要，但或许就连手表从腕上取下时的摆放与收纳方式，也能展现出主人的风格。”

“即便是表盒也千差万别，有著各式各样的选择。”清水政伸继续说，有些人则可能会将手表与日常配戴的饰品，一同随意地放在托盘上；有些人可能只是随意地将东西塞进包包里，“即使是脱离手腕的表，也能融入生活风格，诉说著主人的故事。”

从手表的角度来看，怎么戴、选择什么样的手表是一种物件与人的连结，辐射出个人的美学与对自我的理想投射，《BRUTUS》的选题从反向来看，当手表脱离主人之后，它如何被安放、又放在哪里，那也是一种生活的风格——看起来说的是手表，但说的更是“主人”的故事。

八仙的物件篇，虽然不那么直接谈物件身后的主人，但从主人为何选择该物件，重新回溯伤友的生命／伤后历程。“那个”物件于主人而言意味著什么，是伤后一年、两年、三年，曾经珍视的物件，与十年后所展示的，必定在意义的重量上有不同层次。

在时间线上，伤口随著时间迁移逐渐结痂、愈合并长出新生皮肤。一个原赖以维系的物件，如今已成昔日记忆，它并不消失，而是成为现在的自己——有人因为一本日记重新理解烧伤与家庭的关系、有人为了穿上义肢重新站起，倾尽全力地复健；也有人让自己成为奶酪本身，随著瓶罐自由延展，不再活在既定的框架中，他更感到自由。有人因为宠物，让自己重新学会爱人的能力；有人因为宠物的老衰，而意识到原来自己难以放下别人对他的眼光。

讲的虽然是物件，但也不只是物件，它是一段关系的起点，也是关乎自我的重新定位，它折射出的镜面让自己重新认识了“我”；它也是一个与之拚搏的目标，因为想证明自己，必须有看得见的未来去使劲突破。

我们不选择直面受伤的个体，我们选择从一个无机的物件、一个负面的标签以及一段难以言说的亲密关系，从十年长河中重新打捞人们对事件的记忆，以及打捞我们对事件的观点。我们层层折叠事件，使其可以如洽收纳，在你记起这场灾害之际，亦可以翻折展开，这些折痕是我们设计的观看方式。

“十周年”私藏之一：台湾八仙粉尘燃烧十周年

太阳花十年：记忆与诠释的战场

如果说，八仙粉尘燃烧是一系列事件如何影响个体与社会的回顾式报导，太阳花学运十周年，更接近一种对于记忆与遗忘的斗争——或者说，是对于如何诠释这场全面逆转台湾走向的社会运动争夺。

彼时，台湾正届2024总统大选期间，政党近身肉搏、氤氲蒸腾情绪炽热，由于代表民众党参选总统大位的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被视为乘著2014年太阳花后之民气选上国民党的铁票仓台北市长，加上竞选期间柯文哲频频喊话“太阳花是‘反黑箱’、不是‘反服贸’”，让许多太阳花运动者大肆批评。不过，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究竟运动目标为何、每位参与者的认知为何，个体经验分歧，难以透过一个特定的字词加以涵括。

与此同时，舆论场上亦出现对太阳花运动的“误读”与“超译”。“太阳花学运十周年”与其说是一系列的事件回顾，更是一场“回溯记忆”的行动，其中，更深刻涉及诠释权的再拉扯。它自然无可避免提问到“太阳花运动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运动后又留下什么？”，但回答或许也是个人的、私密的，正因这样的私密性，构筑起这场公共行动的记忆——行动是公共性的，但记忆是个体性的。

在这系列报导中，我们提出“位置 x 记忆”这个核心概念。记忆如何私人，涉及到人们所身处的“位置”——这个位置包含了“物理位置”与“时空距离”，深刻形塑了人们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方式与如何记忆。

也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从“空间轴”与“距离／世代轴”接近命题，从空间的国会建筑一路辐射至场外道路；也从亲身参与者，延伸到远离台北、以及当年仅有十多岁的Z世代。透过不同座标的交织，呈现复数的、立体的运动记忆与再诠释。

诠释难以逃避武断的质疑，但质疑也难以回应诠释的个体经验差异。其中的矛盾、冲突与歧异，在十年跨度中生气蓬勃，这也是我们尝试捕捉的。

报导结构沿著三条轴线展开：首先聚焦“人的变化”，观察参与者如何因其所处位置而产生不同记忆；其次补足运动的完整脉络，透过〈运动记忆与回声〉与〈太阳花前浪〉两篇报导，回溯台湾社会运动的历史伏流，说明太阳花并非横空出世，而是长年累积能量的爆发；最后提出社会启示，探讨一场运动如何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从近景的〈“无论好坏，都构成现在的我”〉五位核心参与者的十年轨迹，到远景的〈一念十年：台湾20世代的太阳花记忆〉中年轻世代的模糊却深刻印象，再到林飞帆专访与“十年后才到场的普通人”的对照分析，我们看见一场大型运动底下，必然存在著歧异、甚至完全相反的个人生命进展。十年的跨度，让其中的人们走上不同的轨迹与有各自的际遇；我们在共同中，却又似不在共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