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吕美特在67年前用一部《十二怒汉》用一场辩论让观众体会到了美国司法制度的优越先进，那么如今94岁高龄的伊斯特伍德则用《二号陪审员》从根本上拆穿了民主社会的这一“美好幻象”。在这部很可能是其生涯收官之作的作品中，伊斯特伍德选择将叙事和主题同近年来的作品相倒置，抛弃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小人物作为故事的核心，反而通过一位无形中成为施害者的人物展开阐述，将善良与道德的边界推到了一个极为晦冥的境地。影片尽管以陪审团制度为题，却并未止步于制度本身的辩论，而是从陪审员个人出发，横向审视法院、检察官、律师、被告与警察等司法体系的运作环节。以人的“私心”为锚点，揭示了公平与正义这些理想化的客观系统在面对人性介入时的脆弱本质。

道德的困境

《二号陪审员》对善与恶的模糊探讨并非孤立现象，近年几部关于“施害”的电影同样深刻呈现了人性选择中的复杂一面。滨口龙介在《邪恶不存在》中以沟通的无效性为切入，抛出了“如果每个人都是没错的，那么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欧容的《秋日何时来》用一场全场缄默的态度和美好结局的表象掩盖了一个女人的死亡真相。而《二号陪审员》同样在一种极端的设定和道德困境里让观众见证了主角从“善”变为“恶”的挣扎，一步步走向了那个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导演没有用简单的二元价值观来审判角色，而是以一种冷静而审视的目光，揭示善良的普通人如何在恐惧与私心的驱使下，逐渐向“恶人”的转变。

从未深入调查便草率抓人的警察，为了职业晋升而利用案件的女检察官，为了寻求存在感随意指认凶手的老人，质疑男主行为却更希望被告遭受恶报的陪审团成员，甚至为了包庇丈夫选择相信谎言的妻子——都是促成恶意和不公发生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