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皮村作为文化与社会实践的场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探索和介入，成为新工人文化重要的实验空间。工友之家，作为这一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其前身“农友之家”在千禧年初创立时便得到国内一些“三农”问题学者的支持。学者和文化研究者如吕途和张慧瑜，长期深耕于北漂工人群体的研究与实践中，曾在皮村等地定期授课，并与新工人艺术团保持紧密联动。在每届打工春晚中，众多知识分子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的积极参与，更有清华大学学生在2016年春晚的加入，进一步为这一文化现象注入了新的活力。

越来越多来自艺术和文化领域的精英开始调动资源为劳动者“发声”，并在主流媒体和电影节中引发广泛关注。例如，由诗人秦晓宇和财经媒体人吴晓波策划、吴飞跃执导，聚焦工人诗歌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又如，今年劳动节，大陆作家袁凌推出了非虚构作品《我的皮村兄妹》。这部作品根植于他在皮村长达七年的生活经验，以第一人称视角近距离地描绘了十余位在皮村相遇的劳动者的故事。书名中的“兄妹”二字，似乎唤起了已然远去的社会主义时代“阶级感情”的幽灵，寄托了袁凌对于打破阶级壁垒，促进社会理解与更广泛团结的愿景。在新书问世的交流活动中，书中对劳动者生活的多维呈现与去污名化，尤其是对社会边缘群体追求文学与美的权利的捍卫，成为了讨论的焦点。这些在中国大陆的讨论，似乎预示着一种向更加包容与理解的社会转型的进程。

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怀怜悯之心，在知识结构上认识到改变必要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一旦放弃了他们在文化上所积累的特权，他们又可以如何切实地帮到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呢？

这些作品在新中产阶级主导的文艺场域中显得稀缺，但与此同时，围绕（左翼）文化介入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对底层劳动者的人性化呈现上，而许多关注底层的作品对于创作者自身的位置及所处权力关系亦缺乏反思。这类作品未能批判性地介入当代中国文化生产中对底层劳动者的歧视，去政治化甚至直接忽视的现象。类似《我的诗篇》这样的作品，很少触及后社会主义时期底层劳动者所面对的结构性不公与系统性暴力。其叙事更倾向于突出个体困境与坚韧，而未能有效展现集体性阶级抗争的面向。此外，作品在形式和美学语言上，与主流文化对底层的煽情化叙事并无显著区别。这些文化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重塑被制度性压抑的工人群体的人性？它们能否能真正促进跨阶级的共鸣与联结，甚至推动改变劳动者边缘化处境？正如《我在皮村「打工博物馆」的日子》一文的作者诘问：“即便是少部分仍然心怀怜悯之心，在知识结构上认识到改变必要性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一旦放弃了他们在文化上所积累的特权，他们又可以如何切实地帮到他们想要帮助的人呢？⋯⋯那些施予帮助的人自认为尽了应尽的义务，甚至做了份外之事。但是，来自边缘地带的打工者真的可以借此跨越社会的藩篱，和那些施予帮助的人成为朋友”—甚至像袁凌所称的那样，成为“兄弟姐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