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Derek Thompson在今年第一期的《大西洋月刊》文中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的兴趣：在当下的美国极化政治生态下，意识形态光谱的两个极端对进步主义、尤其是对于物质进步的追求越来越抵触。一边是，一些保守主义者（共和党人）近年来以反专业性（anti-expertise)、反科学（anti-science）、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为荣；而在另一边，部分民主党人对物质进步带给社会的后果态度消极，提倡在物质生活层面的降级/退化主义（degrowtherism），不再追求于进步并提升生活水平。这同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对于物质进步引导社会改变的乐观情绪截然相反。

当大众媒体在批评这两种思潮时，鲜有回答进步主义/科学主义本身内在的权力关系结构，忽略建立对进步主义叙事的信任的前提，更进一步，据我所知，鲜有严谨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阐释进步主义同一系列社会现象（例如增长率、社会流动率、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我自己为例，我时常也不假思索觉得那些由统计数字呈现出来的结果更为可信，进而陷入一种“统计乐观主义（statistical optimism）中。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希望进一步理解我们对于“科学”的信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的“科学”过程本身以及通过这样的“科学发现”所形成的社会生活规范和政策是否可以被信赖。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者，我也好奇社会“科学”如何通过不同的方法论接近这一些问题。这构成了我阅读的最初兴趣。

本文中含有对儿童性交易的涉及和讨论，可能引起读者不快，请谨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