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翰：同岛一命的怨怼共同体——“交通地狱”里，民主台湾的认同吊诡

自2019年至今，台湾人自我想像中所包含的微妙矛盾，比过往都更加明显地浮现台面。一方面，中国日趋侵略性的外在压力让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攀升到空前高度，但另一方面，这样的台湾认同虽然出于面对极权进逼时所谓“同岛一命，抗中保台”的忧患意识，但却仍然缺乏明确的内涵来支撑。

回顾自90年代民主化以来，台湾公共论域并没有再出现如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80年代台湾意识论战等对台湾认同内涵的集体辩论与积极探索；反之，国族认同屡屡成为党国与本土阵营政治交锋与选战动员的修辞工具，以致于在公共论域中迅速冷却、甚至让多数民众反感。

在认同议题带来撕裂冲突的情况下，过去30年台湾认同对台湾大众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比较不像是共同体生活的最大公约数，却更像是最小公约数——它的积极内涵越少越好，对历史反省与真相重建最好保持尊重性的“存而不论”、或象征性的“点到为止”，与此相对地，它非常节制地成为仅仅基于民主生活共同体之既有事实的、默而不宣的必要条件。

正因为基于民主生活共同体的既定事实，不同世代对民主实践的生命经验差异，便为台湾认同带来相当明显的世代落差。此外，也正因为仅仅作为肯定既有事实之默而不宣的必要条件，台湾认同始终摆脱不开现状的纠葛、并以维持现状为重要目的。

如此“最小公约数”的台湾认同，只有在现状遭受外力挑战时会浮上台面并开始建构自身，因而它是一种外因驱动的、反应式的认同。其特征就是：人们并非诉诸历史、文化或政治的大论述（甚至对此感到不耐），而是滚动式地在当前现状中寻找个别事实，作为临时建构国族认同的要素，例如从各种登上国际版面的“台湾之光”，到使用汉语词汇的差异、夜市文化、对外国观光客的人情味，乃至于“防疫模范生”等等。

台湾认同的内涵既是不明确的，但它的存在却又必须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基础事实。内涵和实存之间的落差，此一外因驱动的认同所遭遇的吊诡，就在过去三年多以来伴随著台湾认同的飞跃式增长而更加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