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政治噤声的去势状态，电影作品有时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毕竟它是这里仅存的仍有一定创作自由、也有表达批评自由的特殊场域。

张婉婷大概从未想像过自己花费十年筹备的作品，最终会让自己面对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几天的访问里，她还那么兴奋雀跃地分享自己和摄制队如何瞒天过海，为纪录片取得李慧诗的十几秒访问片段。但结果很讽刺，随著两名受访女生对张婉婷表达不满，李慧诗随后亦公开批评电影采访手法有欺诈成分，形容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碍于香港没有肖像权而无法阻止电影上映。

几经发酵并背负极多不道德指控的《给十九岁的我》，最终只公映四日，便决定暂时取消放映。最后一晚的午夜场几近爆满（不少观众口里说不，身体都很诚实）。导演张婉婷则按原定安排现身映后分享，但据指离场时被当众辱骂“绝子绝孙”。短短几日，张婉婷亦从一名交出真挚青春作品的导演，变成贩卖少女青春，专吃人血馒头的女魔头 —— 也因为她已加盟“说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团队，于是再多一个维稳导演的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