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寻找一块墓地”是端传媒新开设的专栏，我们希望在这里认真地和读者谈死亡﹑遗憾﹑悔恨，但也谈生命﹑爱﹑希望，和那些无法解决的道德难题。我是这个栏目的编辑陈婉容。这一期文章的作者Peter Callan是美国人，出生于上世纪纷纷扰扰的六十年代。他仔细回忆了他家中的那些看过战争的祖父辈－－他们在毫无准备下窥见人性最黑暗的一面，然后终身都在尝试摆脱那些痛苦回忆，只是大多徒劳无功。学术研究都说我们的身体会记住创伤，只是在作者笔下，那些创伤是那些他爱过的亲人朋友真实经历过的人生，而不止是医学或心理研究的名词。最后作者也记录了他在2019年的香港目睹的无边黑暗。这是一篇坦率得有点残忍的回忆录。

我的祖父母辈参加过二战。那一代人应召入伍，为国效力，亲身经历战争的恐怖。后来他们被誉为“最伟大的一代美国人”，因为他们曾在美欧两片大陆与法西斯主义搏斗，并且胜利了。战后，这代人被视为英雄，载誉而归——或者说，他们中一部分人得到了这样的荣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还有很多美国人在二战中留在本土贡献后勤劳动。著名的塔斯基空军队伍中，每一个飞行员背后都有几十甚至几百个支援他的装卸工、勤杂工和卡车司机。本土工人对战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带枪上阵的战士，但他们并没有得到同等待遇。

我的祖父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我外公战前在康州一家轴承公司工作。他高中肄业，但那份工作他胜任有余。我小时候，外公和外婆喜欢在他俩简朴的家中开野餐会，邀请同事来参加。外公的的同事那时都有五六十岁，一群粗壮的平头男人。幼年的我学会通过他们手指的数量来分清谁是谁——这些人一辈子都在操作机器，几十年来总会被机器“咬”上一两次。外公一只中指就缺了一半，他的同事也有类似的残疾，只是在不同的手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