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太太,台北长大,现居德国,女性主义者,从事翻译与写作)
8月,台湾台中爆出一起性侵旧案。多名女学生陆续出面指控,多年前自己就读台中某明星国中时,遭到当时校内的知名黄姓教师诱骗性侵。其中最先挺身发声的A女表示,每当自己试图脱离关系时,黄姓教师便会予以威胁恫吓,致使性侵关系持续长达四年之久。
根据受害者的陈述,黄姓教师的行为模式相当符合“性诱骗”(sexual grooming)的样态。由于受害者不只一人、时间跨度亦不小,显示黄姓教师的行为多年来从未遭到通报,更别说惩戒(注1)。此外,受害者都是只有14、15岁的少女,而行为人则是本应“春风化雨”的教育人员,整起事件更发生在所谓的明星学校内,令许多人极为震惊。
震惊之余,人们也对黄姓教师发出严厉的谴责,纷纷以“狼师”、“人渣”称之,显示了人们对于此类犯行的深刻厌恶。同时,利用这样的语言,我们也得以在自己与“恶行”之间拉开距离,将性暴力视为一种非人的“例外状态”——只要制裁或“消灭”了邪恶的行为人,性暴力就会消失。
性暴力的“社会性”
性暴力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它被我们日复一日所习惯、仰赖并巩固的体制忽视、纵容,甚至喂养、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