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隆重举行一年半之后，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Omicron）以仅次于麻疹的传播速度迅速主导全球疫情走势，并攻陷了此前控制疫情颇为成功的上海——这座经济上对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尽管中国的疫苗接种率超过88%，但是以科学的标准看，国产灭活疫苗的有效性不足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而且在所有接种人口中，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接种率非常低。

面对奥密克戎的来势汹汹，中国迟迟不批准使用保护力明显更好的mRNA疫苗，无论是因为要照顾国内利益集团，还是为了避免在疫苗技术上被西方“卡脖子”，它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人们无法依靠体内足够的中和抗体来预防感染。换句话说，为了遏制住奥密克戎指数级传播的势头，中国唯有将过去两年看似取得成效的“清零”手段发挥到极致。这不仅是路径依赖，更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

自3月中旬以来，停工停产、封路封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据财新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17日，中国共计有22个城市或地区正采取全域静态管理，涉及近3000万人，遍布全国各个区域；日本野村银行的估计更激进，认为有45座城市的3.73亿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封控之下。特别是在边境城市，截至4月下旬，云南瑞丽断断续续封城160天，黑龙江绥芬河封城近90天，广西东兴持续封城60天，这种“外防输入”的层层压力给当地居民一种“封无天日”的绝望感。

相比于那些发不出声音的地方，深圳和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在执行封城命令后所造成的各种人道灾难不断在社交媒体出现，普通人的困苦哀嚎冲击人伦良知的底线。但是，“四月之声”照旧没有被听见，监管部门愈发智能的审查、屏蔽、删帖技术自信能阻挡一切悲痛、共情和联结。网上流传甚广的与上海疾控中心的专家一段对话录音，道出了迄今为止发生这一切的根源，“把这个病变成了政治性的”。

确实，当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变成一场政治运动时，就如曾经发生过的“麻雀清零”一样，德先生、赛先生都得靠边站，谭德塞先生来了也没用，中国的运动式抗疫最终还是落在全员核酸检测、全域静态管理、全部方舱隔离这三大法宝上。问题是，这些本该是临时性措施，用来为大规模接种有效疫苗赢得时间，现在却变成了常态化手段，并成为中国制度优势的象征、“东升西降”的最好注脚。

但是，政治抗疫的经济账不得不算，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宋铮的研究发现，封城两周造成的经济损失为该城市当月GDP的32%左右以及全年GDP的2.7%左右，此外，如果取消封城措施，经济即便能恢复到原有水平，但并不会反弹。这项研究是在深圳、上海疫情爆发前进行的，如果以这两个超大型中心城市为样本，单座城市封城两周的经济影响大致是当月全国GDP的2%，约为1900亿元，这样的经济代价不可谓不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