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挚爱的人类学家和无政府主义伙伴 David Graeber 走了，终年59岁。这样的年纪，以思想家来说，死得有点太早；以行动者来说，死得有点晚。尽管我未有机会和 Graeber 碰面，但对我这样一名人类学学生和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行动者来说， Graeber 的理论与实践一直是重要且罕见的思想及行动资源。不论 Graeber 走得是早还是晚——都是可惜和难过。

作为人类学生：在占中时读《为什么上街头》

本著“We Are The 99%”（占领华尔街口号，Graeber也参与了这口号的创作之中）的精神，重新“占领一切”，其实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动，去夺回本来属于99%的社会，然后另立秩序。

我是一名受无政府主义感召的NGO组织者、人类学毕业生及运动者。在香港占中运动爆发的时候，我和同学无法不或多或少地、既模糊又宏观地想：到底人类学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怎样帮助我们去理解运动？在占中三子多次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情况下，在香港NGO界及社运力量被压抑、消耗而渴望爆发的那个当下，怎样使得“占领”这种运动模式发挥它最大的潜力，而不只是一次动员力的展演？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味道浓厚的论述，可否为香港带来什么启示？而人类学，是否能提供什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