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不成文”文化政策行之有年，现在却要面对头上一把未落的刀。“港区国安法”的实施虽尚未直接波及文化界，但寒蝉效应已然形成，再加上疫情导致文化活动全面停顿，在可见将来，香港文化工作者必须面临政治生态上的结构转型。

连续举办了30年的“香港书展”，终在疫症肆虐之下首度暂停，延办日期未定。香港书展一直被人诟病为“书籍散货场”，主要是供出版社和书店展销新旧出版，但作为洽谈书籍出版、推动国际出版业务交流的平台，作用相当有限。然而，香港书展长年以来的运作模式，却体现了香港在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

据陈云在《香港有文化——香港的文化政策（上卷）》一书中的分析，香港文化政策向来是以“不成文”的方式进行。自港英殖民时代起，政府一直没有一套明确的文化政策，指引文化发展方向，而是将文化艺术纳入别的社会政策范畴里，例如以负责民生的民政事务局掌管文化艺术事务，或将艺术发展局架设成一个单纯的拨款机构，而香港书展则是一个由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商业活动”等。在香港的特殊政治环境下，欠缺上而下的文化政策的确不利文化发展，但民间对香港政府要主导文化政策发展的举动，普遍存有戒心。前特首梁振英曾打算成立文化局，却因反对派议员“拉布”而胎死腹中。反对派议员的意见调动了民间对文化政策的疑虑，担心一旦文化局成立，政府就会借“成文”的文化政策钳制言论和创作自由。究其原因，正是香港人普遍对内地法治并不信任。

暂停的香港书展一直被人诟病为“书籍散货场”⋯⋯然而，其长年以来的运作模式，却体现了香港在资本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