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晓宇的第一篇日记，写于武汉封城后，全家人面对的艰难选择。第二篇，写封城期间，人们陷入的漫长挣扎与对信仰的拷问。如今，这座城市解封在即，晓宇也写下了封城日记的终篇。他说，危机促使我们面对出逃之外的决断：我们要“回到哪里”？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世风”，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手机上，健康码变绿。如果我是返工一员，便可迈入街道，乘公汽地铁，重温整座城市。没有复工证明，两个月的封锁，也会在“最残忍的季节”结束。此时此刻，作为系列日记的尾篇，有必要坦诚地揭露过去二个月间隐瞒的身份，自己不过是塑料武汉人的事实。本地人早已看出来端倪，我没有用“家家”而是“姥姥”，也未曾有一句武汉话的表达。

至今，我不会讲武汉话。我从不说自己是武汉人，只说“武汉来的”，“住在武汉”，或是用一句被朋友群嘲的话——“武汉是我的户口所在地”。疫情之前，我在外地的居留时间即将超过武汉的成长岁月。我一直否认和弱化这座城市的影响。旁人看来，这真是忘恩负义和数典忘祖，对生你养你的水土没有依恋。

而我并不出生于武汉。我的家人也没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国家一声号召，母亲一家从北方迁往南边的深山，支援三线建设。父亲是货真价实的湖北人，可是，毕业后加入集体，我见他的方言也退化殆尽。我们生活在围起来的院中，有自己的食堂，医院，学校，体育场，露天电影，称外面的人“老乡”或“当地人”。当初，即便离社会主义尚远，但已然实现困扰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全国各地的人，在与世隔绝的山中，相互依靠。多年之后，当我在英国说起深山的身世，听众以为这是一桩励志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