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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式防疫:高效官僚背后,“惊输”、“受困”的新加坡人

“惊输”背后是焦虑,长期以来,这个社会对于自己国家的脆弱性高度敏感,焦虑因而根深蒂固。

新加坡式防疫:高效官僚背后,“惊输”、“受困”的新加坡人
2020年2月12日新加坡,戴著防护口罩的游人参观新加坡国家景点鱼尾狮公园。

几天前,我的手机屏幕上,叫车服务Grab手机程序闪烁著三个叠加在一起的红色上升箭头,意味著因为租车需求增加,车费会更贵。与我同在酒吧的朋友打开他的Grab,也是一样。

“新冠肺炎以来,这是不是你第一次看到车价上涨?”我问。

“是的!”

“也许一切都回复正常了?”

之前的几个周末,我一直注意到Grab上三个绿色的下降箭头,意味著因为租车需求小,车费一直是“非峰值”标准。随著新冠病毒在新加坡的蔓延,人们避开出租车和共乘私家车。司机们向媒体抱怨,乘客人数大幅下降。

回归“高峰”的价位让我乖乖掏出更多的钱,但那一刻,我也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信号。我所在的城市,生活正在回归熟悉。这与2月开始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

2月7日那天晚上,已经过了晚上10点,我家附近远离新加坡市中心的小区超市仍然排著长队。我从未在这家超市见过这么多客人。也进去买了些必需品。“谢谢你工作到这么晚。”收银员把收据递给我时,我对她说。她耸了耸肩。这么多顾客仍在店里,他们没办法收摊。

新加坡政府在2月7日当天宣布,鉴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在本地的传播情况,他们将疾病爆发应对系统状况(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简称DORSCON)的级别,从黄色升至了橙色(最高为红色)。在该系统下,橙色级别表明即便该疾病严重且易于传播,但尚未传播得十分广泛。升级立即引发了担忧——在远程观察香港人囤积生活必需品后,新加坡人也开始出现恐慌性的购物行为。

截至2月26日,新加坡已累计出现93例确诊患者。虽然早期病例不是来自于武汉的中国公民,就是从武汉撤离的新加坡人,但后来已经开始出现当地传播的案例,在一家中国医疗用品商店、一个建筑工地和几座教堂等地都发现了多名确诊患者。为了防止进一步的传播,卫生部确认了成百上千的密切接触者,以进行隔离或检疫。目前已有上千人接受了病毒检测。一项调查跟踪了病毒从一个教堂传播到一个家庭聚会再传播到另外一个教堂的传播路径。

旅行限制措施也很快出台:自1月底起,近期有过赴中国经历或持有中国护照的个人,都会被拒绝入境或过境新加坡。从2月18日起,所有从中国大陆返回的新加坡居民或持有长期通行证的住户都将被要求自行在家隔离14天。违反这样的命令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惩罚,一名男子受到的教训尤为惨痛:因为未按要求进行隔离,他在2月26日被剥夺了永久居民身份,并且被禁止再次进入新加坡。2月26日开始,政府宣布,最近去过韩国大邱和清多的游客也将被拒绝入境,因为这两个城市的新冠肺炎病例激增。

这些措施被以新加坡特有的效率逐一落实,同时,疫情也考验著这个东南亚城邦的社区身份、种族主义和抗压能力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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