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时

戴着口罩呆坐巴士上，忽然想起冯至的两句诗：“那时追求的，在甚么地方？”五十年前，我平生第一次当编辑，第一次犹犹豫豫地参加示威。拜《70年代双周刊》的大哥们所赐，我有编辑自由。但是拜殖民政府所赐，我们并没有完全的出版自由，所以在我加入之前，头两期的周刊被警察充公了；我们也没有完全的示威集会自由，所以我们的争取中文成为官方语文运动和保卫钓鱼台运动，屡屡遭受镇压。五十年后，跟那时的我们同龄的小伙子们，却还要花十倍的力气、冒十倍的危险，去反对另一种军国主义，去试图打倒另一种殖民主义、试图保卫我们自古以来的正式口语广东话。

我怕死。坐巴士从不坐上层车头，游行从不走在前面。二手烟，怕得要命。催泪烟，更加避之则吉。我心中没有什么星图或者山径图，却有一张催泪瓦斯地图：大棠路/教育路、波斯富街/罗素街、西洋菜街南、葵芳地铁站，诸如此类黑点。五十年前，跟这些视催泪弹为家常便饭的小伙子同龄的我们，却是从没有被毒烟招呼过的，顶多头顶或后颈挨一棍。当然，那并不曾发生在我的颅顶或后脑勺上。当然，那时中过棍的弟兄们是白白挨打了，因为那时我们追求的，现在再没有什么意义了，包括那个所谓官方语文，包括那个所谓钓鱼岛。谁还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