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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赵云:香港商场何以变为承载社运的新公共空间

商场作为资本家赚钱的空间,本来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动,为何在香港它会成为抗争的场域?

赵云:香港商场何以变为承载社运的新公共空间
2019年6月12日,金钟街上有大量催泪弹如雨落下和警察大规模拘捕,示威者走到太古广场内躲避和休息。

2019年六月以来这场抗争浪潮,最为惊叹是它形式的多样性,除了一般游行示威、不合作运动和武力抗争外,还有各种数不出的有趣形式:airdrop文宣、社区连侬墙、人链、镭射笔激光派对、十点钟在家打开窗跟邻里一起叫口号……上星期最“遍地开花”的抗争形式,又多了在商场唱《愿荣光归香港》。

有人将《愿荣光归香港》喻为香港的“国歌”,香港是否已出现“国族构建”这回事,恍如潘朵拉的盒子,最好不要打开,不然就只做不说。但当你身在时代广场的大堂,抬头看上面九层都有市民围在落地玻璃旁,听从大堂中央微弱的口琴声指挥,即使没有扩音机也能同一秒一起开口唱,一首节拍清晰的进行曲在商场环型中庭回荡著,有人更将右手放在胸前,很难不会为一种共同的身份感到触动。

我感兴趣的是,商场作为资本家赚钱的空间,本来是容不下任何政治行动,为何在香港它会成为抗争的场域?它是否令香港在全球社运以至城市研究之中成为一个独特的课题?

香港商场自六月以来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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