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香港同时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8月初，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深圳召集香港建制派开会，对街头运动抛出“颜色革命”的指控。数日后，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简短的记者会上宣布：暴力抗议者已经趋向恐怖主义。随之而来的，是香港警队对“勇武”示威者更加铁腕的弹压。随着示威者的“勇武“”不断升级，武警在深圳湾口岸边驻扎操练，中国各驻外使馆也开始统一“颜色革命”和“中央不会坐视不管”的调性，似乎，一部分抗议者最期待的“揽炒”——北京出兵香港，“一国两制”的国际声誉跌到谷底进而大挫中国经济——就要发生。

在这个不断趋于向下的循环中，再询问港府为何仍不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或质疑示威者为何不见好就收，已经不太有意义。当下的运动，见好就收短期内恐怕仍不可能——在一场“没有大台”的运动中，谁后退，谁就先变成割席，和许多运动一样，这场街头抗议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妥协和退出机制。

北京则同样把自己架在了火山口上。连月来，内地从控制新闻报导，到现在各路自媒体、新媒体加入战团“各显神通”。动员起来的宣传机器，既制造出了《环球时报》记者付国豪的“真汉子”形象，也动员了在海外和香港示威者对峙的年轻内地民众，以至于到了如今，人们甚至几乎要惊叹，《环球时报》原来还是一份有操守的“和理非”媒体！既然民众也动员起来，妥协空间也自然变得更加渺茫。

在香港“勇武”抗议者的“揽炒”心态，与北京愈发坚决的定性之间，是整个世界的急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