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是全球产生垃圾最多的国家，年生活垃圾总量超4亿吨，却一直未能建立高效的垃圾分类回收系统。7月1日，上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实行“垃圾强制分类”的城市，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也将陆续进入垃圾分类时代。

相比台湾，建立在公民社会基础上的垃圾分类，自上而下、运动式的“上海模式”是否走得通？一边鼓励垃圾分类，一边大力兴建垃圾焚烧厂，透露出怎样的执政逻辑和利益分配？在这场垃圾分类运动中，民众还可以争取哪些权利？端传媒将在今、明两天，通过上述三个角度探讨上海垃圾分类及其带来的思考。这是系列第二篇。第一篇对比了上海和台北垃圾分类政策的演进，请点这里阅读。

中美贸易战仍僵持不下、香港反逃犯条例引发大规模抗争还在进行式中，但习近平近几个月来，仍抽出手来对看似枝微节之事的垃圾分类政策连下十二道金牌，甚至今年六四30周年，在同时有许多军国大事的竞争下，习近平对垃圾分类的最新指示被雀屏中选为各大官媒的头条。为什么垃圾处理问题能成为中南海眼中重中之重的大事？

这一次习近平带头宣示积极推动垃圾分类，主要是对于已经呈现失控的广建垃圾焚烧炉政策进行微调。自从焚烧作为中国主要的垃圾处理模式后，垃圾政策由焚烧炉利益集团把持，形成产官学盘根错节、共生共荣的产业成长联盟（industrial growth coalition），造成严峻的治理失控问题，除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各地更爆发大大小小的反焚烧炉抗争，但焚烧炉利益集团还是打算以新建几百座的规模硬干下去。以垃圾分类减缓焚烧，其实已经有拖不得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