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年间，日本文化的大事之一，就是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做为第二个日本人得主，大江健三郎发表以“暧昧的日本中的我”（暧昧な日本の私）为题的志答辞，与第一位日本得主川端康成的志答辞“美丽的日本中的我”（美しい日本の私）遥相对话。

相对于川端康成演说中所强调日本传统的纯粹美学意识，大江健三郎所指陈的则是日本近代历史文化中的深层矛盾与模糊。在从西方继受的现代与东方传统之间、在侵略的历史与原爆的伤痛之间、在科技的发达与破坏的潜能之间，历史中所蕴藏的深层暧昧，深刻地分裂了日本社会。虽然大江健三郎的致答辞针对的是日本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暧昧这个概念却深刻捕捉了平成时期日本的风貌与走向。

相较起昭和时期举国走向毁灭与战争、再从废墟中成为世界经济强权的曲折历史，平成时期的日本则是进两步、退一步，缓慢地应对昭和时代所遗留的诸多正面与负面遗绪，在不断的危机与改革中匍匐前进。一面而言，昭和时期（以下皆指战后）带来成功的巨大体制，到平成时期已经危机重重，亟待改革，然而改革过程不断遇到阻力与挑战，改变只能走在缓步前行的路上；但另一面而言，昭和时代所压抑或牺牲的群体，也在平成时代取得为微弱但逐步松动的社会空间。

历经了战前超民族主义的狂热与破灭之后，战后昭和则是透过许多日本独特制度，展开了受到世界瞩目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日本认同。在昭和时期“日本第一”的呼声下，日本成为兼顾成长与平等、品质与效率、传统与现代的代名词。到了平成时期，这些具日本特色的制度遇到种种危机，然而是否要引入国外制度，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又让日本在复杂的自尊与疑虑间持续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