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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信而治:社会信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解析和伤害

社会信用体系看似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因互信基础薄弱所产生的道德真空难题,但其内部其实镶嵌了一套新型态的治理方式:“依信而治”

依信而治:社会信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解析和伤害
深圳金融区,一位走出办公室外吸烟的男士。

记得黑镜(Black Mirror)第三季《急转直下》吗?那个用分数决定一切的未来世界。每个人不仅随时看得见彼此的社交分数,更可以随手一滑评价对方,你的分数具体而微地影响到你的购屋、租车与生活中的一切,自然让人很难不服膺于追求个人数字提升的逻辑。毕竟若你的分数不够,社会就会对你拒之门外,那是一个受分数主宰的反乌托邦。或者有人坚信,这才是乌托邦。

来自电视影集的既定印象,让很多人对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有了更具体的想像。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去年底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演说时提到,2020年中国政府将试图建立起一个欧威尔式体系(Orwellian system),全面控制一般人的生活,亦即“社会信用分数”(social credit score)。套一句这项计划蓝图的官方说词,它会“让守信者畅游天下,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陈玉洁(右)和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勤富(左)。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陈玉洁(右)和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勤富(左)。

中央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陈玉洁、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林勤富和蒙纳许大学(monash university)商事法与赋税系助理教授(lecturer)刘汉威,三人合作去年底在哥伦比亚大学亚洲法学期刊发表一篇论文
,探讨中国政府建构“社会信用”这个庞大体系的动力与风险。更以“依信而治”(Rule of Trust)总结这座空前的巨大社会工程。

在上述论文的基础上,端传媒专访了陈玉洁与林勤富两位台湾学者,进一步讨论“社会信用”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的力量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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