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伞运动”三周年之际，香港立法会民主派议员连番被取消资格、新界东北发展问题和“雨伞运动”抗争者如黄之锋等年轻人被判入狱等事件，导致香港政治气候低迷，不少人感到无力、孤独，甚至绝望。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思想对这个时代有什么启示？

尼采思想的政治解读与精神上的启示

今天在香港谈尼采有特别的时代意义。在华语地区，对尼采思想的接受过程往往有一层政治上的意义。例如，1980年代台湾解严不久后，陈鼓应等党外人士曾在尼采思想和存在主义中寻求启示；同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知识分子对尼采更是趋之若鹜，刘晓波曾写过《形而上学的迷雾》一书，其中亦包含对形而上学的尼采式批判，表达出在政治高压、集体主义、空洞的政治口号下，个人对思想解放的渴望。香港虽然在尼采研究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如陈永明所著的《原来尼采》、刘昌元的《尼采》（刘是台湾人，但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任教）等（注一），但主要回应个人生命的问题，把尼采思想跟存在主义、《庄子》、《逍遥游》等放在一起阅读，或以其作为反基督教的大旗手，而很少作政治上的解读。如今一些香港人对尼采思想有所需求，却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在绝望下如何进行政治实践？

然而，把尼采与政治并提实在是个危险而又棘手的做法。我在写作《尼采：从酒神到超人》的时候，已经尽量避免把尼采的哲学联系上任何政治解读。然而，2014年5月此书出版之时，正值“占领中环”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书评者不约而同地把此书和尼采连系上香港的政治气氛。如刘况在《绝处逢生唯创造──抗命时代读尼采》一文的开首和结论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