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会大学“占领”语文中心事件的发展，再一次呈现了香港社会问题或矛盾不断积累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各路人马，包括校内师生和管理阶层、大众传媒、键盘战士，做出了大量的行动──从设定修读普通话课程作毕业门槛，到引入三成合格率的豁免试，结果激起了学生的抗争，先依据正规程序提出诉求，再启动体制外的示威占领，继而触发了激烈的公共论争、教师校方的反弹及对学生严厉的惩处，然后是新一轮的抗议论争，其产生的效果，不仅没有解开困局，更回避或置换了问题，甚至令根本的问题无法被提出，自然也就不获处理。当中的关键，是一种把焦点置放于行动形式和表面分歧，而非处理根本问题的头痛医脚式做事习惯，体现的除了是一种“缺学无思”（thoughtless）的状态外，还令人对根本的问题失语，最终陷入不断积累问题的恶性循环。

院校内外的缺学无思

源自语文教学考评安排的争议，经媒体的选择性报导后，很快就变成了学生态度行为是否恶劣、教师是否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校方处理有没有过于严苛、港人应否学普通话等争论。然而，事件背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却不甚了了。浸大学生之所以“占领”校内语文中心，是因为不满普通话豁免试合格率过低？还是抗议评分机制不合理？学生示威口号“我唔想读普通话”，是指不想上校方安排的普通话课程？还是完全不愿意学习普通话？是不喜欢强制必修、被迫上课？还是不喜欢教学及评核方法？或是不满意课程内容？为什么学生有如此的取态？这种取态合理吗？这些使学生甘冒不韪、作非常之举的根本问题，如果被扫在一旁，把焦点转移至有关态度及形式的争论，“深层次”的矛盾自然不断积累。

聚焦于态度及形式的争论，不断重申既有的立场或观点，回避或转移根本的问题，反映的是一种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阿伦特） 所指的“缺学无思”状态。缺学无思，就是只懂不断重复各种陈腔滥调、琐碎事实，无法听进跟自己观点不同的声音，当重要事物走近时不懂或拒绝回应，自外于公共的沟通，也缺乏与内心的真诚对话，因而难以汲取新的想法、获得新的知识，也无法解决旧有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