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立场是非，我们必须肯定，在一个有14亿人口的基因池里出类拔萃的人，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在中南海“厚黑”政治中，王沪宁只身一人进入深宫，服务三代君主，并能官运亨通、一路高升，确实反映了他过人的智商和情商。至少下列两个判断是不会有太多争议的：他既有完成工作、应付挑战的能力，又有讨人欢喜、深藏若虚的本事。但时下对王沪宁的讨论还过于停留在“外行看热闹”的水准，尤其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是非。本文试图为读者分析点门道。

我的“透角”

王沪宁喜欢造词。我就在小标题里引用他的一个词，来说明一下我对他的观察视角。我和他从1981到1991年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有十年的交往。那时他还不那么高高在上，不那么神秘，所以还有机会看到他的真实面目和性情。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尽管不再与他有个人来往，但朋友圈子的交谈和我自己的中国政治研究，也没有忽略对他仕途和学术的关注。

说起来我们先是系友，同住一个7号宿舍楼。1981年我到复旦读本科，王是比我年长10岁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他毕业留校任教，在1982至83年教授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课程。所以，我们有师生关系，但没有产生相互的吸引。王的学术轨迹始于正宗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授陈其人的师传，后来又进入新创建的政治学教研室，跟随于王邦佐讲师。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兴起和政治体制改革热的上升，王沪宁又渐渐拓展学术空间，进入比较政治制度的领域。随着1980年代“体改热”的增温，我和王沪宁的兴趣越来越相交。我的导师和他分别主持了“十三大政治报告”分报告的写作工作，他的课题是“党政分开”；我参与了我导师主持的“权力下放”的分报告。但在采纳“新权威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取向上，我们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