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电影《最爱你的人是我》（Una，2016）改编自苏格兰剧作家大卫・哈洛维（David Harrower）的著名舞台剧剧本《黑鸟》（Blackbird，2005），舞台剧版本亦曾于2009年引入台湾，由鸿鸿执导、黑眼睛跨剧团演出。同一个剧本，两种演绎，我们特意邀请曾执导舞台剧版本的鸿鸿撰写这篇电影评论，说说当舞台剧改编为电影时，光影与镜头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

电影是直接的艺术，剧场是间接的艺术──特别是在热中现场真实行动的“后戏剧剧场”出现前。古希腊戏剧把最激烈的行动排除在剧场之外，现场只听得到预言和评述，这点在许多当代戏剧（如首演于2005年爱丁堡艺术节的《黑鸟》）依然。故事缘起是十二岁的邬娜和四十岁的雷发生一段恋情，两人相偕私奔，却在半途阴错阳差失散。事发后雷被判刑，邬娜被隔离。十五年后，邬娜不速而至雷上班的工厂相会，两人试图厘清那段被冠上罪名的往事。

大卫・哈洛维（David Harrower）的剧本完全不中断地呈现与演出实际等长的两个小时戏剧时间，我们只听到十五年后的现在，两人的追悔、指控、探询，从各自的片段回忆与诠释的陈述中拼贴出那段往事。“真相”不存在，只有语言：邬娜甚至也不清楚当初她是被性侵（如他人后来试图告知她的）、被背叛，还是那是一场不逢时的真爱？已经改名换姓的雷更是多所保留，他要捍卫自己现在的家庭：妻子和妻子的小女儿。往事无法眼见为凭，观众只能透过语言，在脑海中想像那个十二岁的邬娜，想像两人相恋的那个封闭小镇、以及两人失散的那个滨海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