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学磕头，我九岁。我学着如何把我的双腿向内敛、向下跌在我的中国祖父脚下。这一时，他决心教我一些有关我先祖的事，一些在我们相隔6794英里的三年中被我所忘却的事。当我的头碰到地板，我闭上眼睛，但一个影像——一个我就快相信值得我尊重的影像——仍留在我眼前，要求着我的崇敬。这个影像便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呈现出的男子汉气——手臂放松地绕在胸前，两脚叉开，脸上挂着一种有所保留的赞赏——我的祖父直到今天仍常常进入我的思绪，提醒着我：自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在磕头。”

这是我去年为“政治宣传、意识形态和民主”一课做助教时读到的一篇学生论文的开场白。她描绘的“磕头”情境常浮现在我脑子里，有时主角换成了我——我童年时每逢春节都会上演的磕头：祭祖和拜年 。在这一仪式下，似乎我就是她，她就是我，我们就是所有在这一仪式的规训下长大的华裔女孩。早在我们懂得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获得独立判断能力之前，我们就学会了磕头，学会了乖巧，学会了顺从，学会了仰视和依赖祖父所代表的男权。男权自然有威严——记得我们磕头时祖父脸上含蓄的赞赏吗？男权自然也有爱宠——记得祖父在我们磕完头后递给我们的压岁红包吗？磕头——还有与之配套的一切——威严而又温情地拖住我们独立前行的步子，在一次次重复演练的仪式中把软弱和依赖刻到我们的骨头里。

作为一个这样长大的华裔女性，我的美国女儿日益让我“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