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不少人，尤其香港以外的朋友，都对近日香港就故宫博物馆降临这个城市所卷起的庞大争议，感到无从入手。为何兴建一所可能有不少市民会喜欢和踊跃参观的“名牌”博物馆，会引发始料不及的大量批评？

坊间和媒体聚焦的关键词是“咨询”和“招标”，前者指负责这项目的官员，达成在香港西九文化区兴建博物馆这最终决定前，没有咨询公众，在米已成炊后才公告天下；后者则指相关官员快速委任了负责这所博物馆设计前期工作和落实时的建筑师，并没打算用任何程序考虑其他人选，或让不同人选竞争。公共论述中时时有人提到，这两个面向的行事手法，虽不透明，但大致上可能没违反法例，只是官员选择“用权用到尽”故引来反感；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则竭力追查当中的细节，查找是否有破坏公共建设基本程序的违规行为。

相关讨论还在激烈进行，不过笔者希望趁此机会提供另一种视角，提出政治和程序之下更深层次的文化政治和文化视野的两个问题。第一，香港现存的文化生态到底是什么模样，令一项重大文化建设被视作可以，和要以这种全然由上而下、行政主导的行事手法落实？这既涉及西九龙文化区的本质，也涉及文化基建与公民社会在官员和主流社会精英眼中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