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屠杀到数位时代：为两个世纪把脉的思想者鲍曼

鲍曼先是短暂流亡以色列，之后移居英国，在利兹（Leeds）住下。他笔耕不缀，直到去世。尽管因自己的身份而被迫背井离乡，鲍曼仍然更关注社会主义与解放之类的宏大论题。1973年他出版著述《作为实践的文化》，点出知识分子在当代的责任。60年代末的社会学界仍然盛行“解释事实”，而鲍曼却说，不能将社会文化当成静态的、可以观察的东西，不论是作为概念或是结构，都没有办法指出文化的可能性。他转而强调要从实践（praxis）来理解文化：文化对我们是矛盾且爱恨交织的（ambivalence），它一方面是束缚，但另一方面也解放了人类行动的潜力。鲍曼一生常年保持高产的研究、写作与公共发声，正是这一判断之下的亲力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