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这样一封“个人色彩”强烈的信，其实是上级授意的集体创作，也并非仅仅反映北大学子这个单一精英群体。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两位编辑马笑冬、马丽珍，在对当代青年进行思想状况调研时，分别发现了两个典型的例子： 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出生于1959年的男生潘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本科二年级）。编辑把黄晓菊的经历与潘祎的观点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组成了“潘晓”。

80年代的中国，毛主义的激进政治偃旗息鼓，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 在当时的气氛下，“潘晓”们怀疑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试图突出个人的优先位置，谈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貌似西方的、科学的、现代的价值观，直接冲击了雷锋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迷茫中对“个人价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庭”的背景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