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端传媒刊发了评论《数位利维坦君临的前夕》，从社交媒体上极端思潮的崛起看数位利维坦的涌现。的确，从阿拉伯之春的折翼，到欧美各路极端思潮的发轫，从极权国家新媒体策略的日臻成熟，到民主社会中算法控制的无所不在，互联网的革命性意涵，已经渐渐被反乌托邦的黑暗论述所取代。本文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和延展出一些尚未解决的数字政治谜题，并勾勒出目前数字政治发展和论述的内在矛盾。

首先，在基础现象层面，数字媒体与极端思潮间的因果机制缺乏探讨。作为算法社会核心的过滤泡泡（Filter Bubble）现象，其概念是 Eli Pariser 2011年提出的，但类似现象，比如“网络的巴尔干化”，已经存在至少十年以上。在分析2004年美国大选博客链接关系时，学者 Lada Adamic 就已经发现了博客按照政治光谱集聚，观点难以跨意识形态传播的现象。然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出现了极端主义的兴盛？前者是否真的助长了后者？其次，极端政治的线上与线下行为存在怎样的联系？如何估测网络边缘社群的实际影响力？

再者，从数字政治环境角度，数字平台的过滤泡泡，是否是互联网中心权力垄断的结果？网络不同层面的去中心和再中心趋势如何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