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一深宵爆发的旺角警民冲突，令人联想起1960年代中期的两场暴乱：1966年因天星小轮加价而起的九龙骚动，和1967年受国內文化大革命鼓动的暴动。有超过2000名学者和专业人仕联署提出特区政府应学习港英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开诚布公的态度去探究事件成因。也有意见领袖认为，殖民地政府在两次暴乱后全力推行社会改革，回应社会诉求，特区政府必须以此为鉴，以恢复善治。借古鉴今固然是好事，而要求梁振英政府认真思考，何以民怨会如此沸腾也是合情合理。不过，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首先要弄清历史事实。

从社会背景来谈，民怨固然是这几次骚乱的共通之处。旺角街头冲突的触发点，近因可能是针对警方处理无牌小贩的手法所致，但相信大部分人也会认为这次警民冲突，和现时充满张力的社会氛围有关。当前的社会怨气，固然与年轻人置业无望、向上流动艰难，以至不满中港融合所带来的种种生活困难相关。但更大的不满，却是和政治权利相关。

特别是占中以后，年轻人感到苦无出路，对政治秩序彻底失望，认为绝对无法在现有游戏规则下，伸张自己心目中的一套公义理想。他们认为，反正眼前的制度已腐朽不堪，无甚可取，只能诉诸更直接的手法冲击制度，而采取暴力手法也变得无可厚非。要把制度打个落花流水的心态，在不少年轻人心中遍地开花，因为在他们眼中，多年来“和理非非”路线成效不彰，而在讲求自律克制的雨伞运动无功而还后，这种“革命”想法更是大有市场。